?大汉王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因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而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1]
等到汉武帝即位，汉朝兴起已有六十余年，海内安定，府库充实，然而四边未服，制度多缺。皇上刚刚兴办文武大业，欲求人才唯恐不够，用蒲轮车迎年老的枚乘，见到主父偃而叹息相见太晚。群士羡慕向往，异人奇才同时出现。卜式起于放牧，桑弘羊从商人中提拔，卫青自奴仆中奋起，金日磾出于降虏，这些都是古代建房子卖牛之类的人。汉朝所得的人才，在这个时候最盛，儒学文雅有公孙弘、董仲舒、倪宽，忠厚有石建、石庆，质朴有汲黯、卜式，推举贤士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律条令有赵禹、张汤，文章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有东方朔、枚皋，应对皇上提问有严助、朱买臣，历数有唐都、洛下闳，协调音律有李延年，运筹财政有桑弘羊，奉命出使有张骞、苏武，领兵有卫青、霍去病，受遣诏保幼主有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
司马迁的祖先是周朝时期掌管天官及史书的官员，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发奋，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于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出狱大约在天汉四年二、三月。受腐刑后需要在蚕室静养一百日。《盐铁论·周秦篇》：‘今无行之人，一旦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这情况大约就是指司马迁。这年司马迁四十九岁，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
中书令本由宦官充任，此职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章奏，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是人生极大的耻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而且在传统的孝悌伦理观念中，还要辱及祖宗。《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孔子语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①所以古人把髡刑剃发也视为耻辱之刑，更何况腐刑乃殄灭不育之刑，它比杀头更要折磨人的心灵。所以，司马迁视为奇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耻辱写到了极点。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心境下，给予司马迁以生的力量，唯有那无声的立言事业还未完成。因此司马迁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密切关联，人处逆境才能有亲身体会。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深深认识到过去‘以求亲媚于主上‘是‘大谬不然‘，于是一反常态，表现了对国事、世事的冷漠。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已五十三岁，任中书令已五年，他除了埋头撰述《史记》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这时，司马迁的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心中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要给司马迁以鼓励，给他写了一封信，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击起千层浪，它把司马迁积滞在心中的郁闷引发出来，爆发在回信《报任安书》中。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王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①(《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2]》)，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千多年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从内容看，这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以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方面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又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己。司马迁矛盾的思想状态，正是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动写照。既然宫刑是人生最大耻辱，为了人的气节尊严，就应早早自裁结束耻辱；但为了实现著述理想，立名后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遭世俗非议，等于继续受辱，即‘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这种既觉得应该死而又不能去死的思想纽结，折磨得司马迁神不守舍，多次想到去自杀。最后司马迁抉择了隐忍立名的自新之路。也就是说功名重于名节。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以死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所以在《史记》中，他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把历史人物的死写得生动有情。
《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①；田横耻于降汉，自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①；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赢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趣汤如归‘。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②，‘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③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④。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⑤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⑥。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奉旗者数矣，可谓壮土‘，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⑧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⑦。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①《孟子》卷七《离娄上》。
①《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②《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
③《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赞》。
④⑧《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赞》。
⑤《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⑥《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赞》。
⑦《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赞》。
而司马迁却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①又说：‘夫婢妾贱《史记》
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③那些一遇侮辱就轻身自杀的人，在司马迁看来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并不是真正的勇士。慕义而死，保持名节；忍辱负重，自奋立名，怎样处理好这二者的界限是很难的。前已述及，司马迁提出了一个‘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标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要让它闪光，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他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著《国语》，孙子膑脚论《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发泄愤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所郁结，又得不到通达，所以才叙述往事，寄情后人。司马迁引述的这些古人的事迹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例如韩非的《说难》、《孤愤》作于入秦之前，吕不韦的《吕览》写成在放逐之先，这都是《史记》在他们的本传中明白地作了记载的。司马迁感情激荡，波涛滚滚，一泻而下，笔随情至，些许矛盾，也就不去计较了。也可以说，这是故为破绽以抒愤，旨在说明他要发愤著书，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热血倾注在《史记》之中，成为‘一家之言‘。
司马迁终于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出来，忍辱著书，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司马迁的人格是崇高的，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这一认识不但激励了自己，而且也启迪着后人深思。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体大，指《史记》的五体结构和系统性；思精，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进步性。《史记》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囊括中外，贯通古今。它上起黄帝，下迄太初，汇总古今典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通史，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伟大创新。
①《史记》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赞》。
大汉王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因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而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1]
等到汉武帝即位，汉朝兴起已有六十余年，海内安定，府库充实，然而四边未服，制度多缺。皇上刚刚兴办文武大业，欲求人才唯恐不够，用蒲轮车迎年老的枚乘，见到主父偃而叹息相见太晚。群士羡慕向往，异人奇才同时出现。卜式起于放牧，桑弘羊从商人中提拔，卫青自奴仆中奋起，金日磾出于降虏，这些都是古代建房子卖牛之类的人。汉朝所得的人才，在这个时候最盛，儒学文雅有公孙弘、董仲舒、倪宽，忠厚有石建、石庆，质朴有汲黯、卜式，推举贤士有韩安国、郑当时，制定法律条令有赵禹、张汤，文章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有东方朔、枚皋，应对皇上提问有严助、朱买臣，历数有唐都、洛下闳，协调音律有李延年，运筹财政有桑弘羊，奉命出使有张骞、苏武，领兵有卫青、霍去病，受遣诏保幼主有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
司马迁的祖先是周朝时期掌管天官及史书的官员，所谓‘发愤‘，就是指一个人身处逆境而其志不屈，更加激扬奋发而有所作为。司马迁发愤著书，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忍辱发奋，从沉痛中奋起，用更加坚韧的毅力来完成传世之作。第二，揭露和抨击统治者的荒淫和横暴，同情社会的下层人民，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历史人物，把个人的不平和愤懑，宣泄在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上，述往事，思来者，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是加害于司马迁的统治者们非始料所及的。
司马迁受腐刑在天汉三年十二月，出狱大约在天汉四年二、三月。受腐刑后需要在蚕室静养一百日。《盐铁论·周秦篇》：‘今无行之人，一旦下蚕室，创未廖，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这情况大约就是指司马迁。这年司马迁四十九岁，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
中书令本由宦官充任，此职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章奏，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是人生极大的耻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而且在传统的孝悌伦理观念中，还要辱及祖宗。《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孔子语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①所以古人把髡刑剃发也视为耻辱之刑，更何况腐刑乃殄灭不育之刑，它比杀头更要折磨人的心灵。所以，司马迁视为奇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耻辱写到了极点。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心境下，给予司马迁以生的力量，唯有那无声的立言事业还未完成。因此司马迁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密切关联，人处逆境才能有亲身体会。司马迁身受腐刑，体味三重，人主的喜怒无常，便意味着人臣的祸福莫测。专制主义的荼毒，擦亮了司马迁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这一绝对君权的残忍本质，深深认识到过去‘以求亲媚于主上‘是‘大谬不然‘，于是一反常态，表现了对国事、世事的冷漠。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已五十三岁，任中书令已五年，他除了埋头撰述《史记》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这时，司马迁的好友益州刺史任安，心中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要给司马迁以鼓励，给他写了一封信，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击起千层浪，它把司马迁积滞在心中的郁闷引发出来，爆发在回信《报任安书》中。在这封信中，司马迁把他对世情的感慨，对人生的悲愤，对专制君王的认识，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尽情地倾吐出来，如泣如诉①(《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2]》)，慷慨悲凉，理正而辞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两千多年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有赋八篇，今存仅《全汉文》辑有《悲士不遇赋》一篇。从内容看，这篇赋也是司马迁受刑以后悲叹生不逢时的作品，可与《报任安书》相互补充。在赋中，司马迁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方面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又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己。司马迁矛盾的思想状态，正是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动写照。既然宫刑是人生最大耻辱，为了人的气节尊严，就应早早自裁结束耻辱；但为了实现著述理想，立名后世，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遭世俗非议，等于继续受辱，即‘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这种既觉得应该死而又不能去死的思想纽结，折磨得司马迁神不守舍，多次想到去自杀。最后司马迁抉择了隐忍立名的自新之路。也就是说功名重于名节。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以死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一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所以在《史记》中，他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把历史人物的死写得生动有情。
《史记》中写了许多不甘屈辱，为保持名节而死的义士。齐国布衣王蠋在齐国沦丧濒于灭亡之时，仍‘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①；田横耻于降汉，自而死，他的五百宾客闻田横死，‘亦皆自杀‘①；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赢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栾布为尽臣子之义，‘哭彭越，趣汤如归‘。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②，‘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③象屈原那样‘死而不容自疏‘的高洁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④。然而，在逆境中奋发，忍辱负重的志士，更加难能可贵。勾践卧薪尝胆，坚韧顽强，发愤雪耻，终灭强吴而称霸王，司马迁不仅许之以‘贤‘，还赞其‘盖有禹之遗烈焉。‘⑤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赞其为‘烈丈夫‘⑥。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典军奉旗者数矣，可谓壮土‘，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为人奴而不死，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⑧这后一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这一观点，不仅与世俗相违，而且颇谬于圣人的是非。一般世俗观点，认为忍辱负重是‘贪生怕死‘，若被刑戮，‘中材以上且羞其行‘⑦。孔孟遗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①《孟子》卷七《离娄上》。
①《史记》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②《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
③《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赞》。
④⑧《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赞》。
⑤《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⑥《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赞》。
⑦《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