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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进，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进，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四.九”战斗以后，石邑县抗日县政府与日伪进入相持阶段。县政府的主要任务，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训练军事人员。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在冀西民训处的指导下开办了教师训练班，并在各区建立抗日小学，教材由抗日政府组织编审、油印发放。在根据地，除了上文化课外，还参加社会活动，如站岗放哨、查路条、盘查行人、沿途送信、为抗属担水拾粪等。在游击区和敌占区小学则使用“两面教材”，日伪来检查，就念“中日亲善、建设东亚共荣圈”，日伪走了，就念“抗战到底，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为了训练军事人员，调集每个区的正副区长和武委会主任在县大队副队长、原县巡警局局长高佐的带领下到皇寺县385旅教导大队学习游击战术。
在兵力空虚的情况下，日伪也开始巩固占领区，并和抗日县政府争夺游击区：一是在东、南、北三个区的敌占区实行保甲连坐建设所谓的“模范村”、“爱护村”；二是在敌占区搜捕并血腥屠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制造白色恐怖，妄图扼杀抗日火种；三是实行物资控制，粮食、布匹、食盐、硫磺、硝盐等成为违禁品，严禁运往根据地；四是建立以地主豪绅、地痞**、封建会道门为组成人员的维持会，建立宣扬“中日亲善”“日本不可战胜”的日伪学校，从思想上对敌占区群众进行控制；五是在城西三里以赵村为中心建立了贯通县域南北、长达50华里、宽两丈深一丈二尺的封锁沟，为了这条封锁沟，敌占区每天至少有4000名劳力被迫自备干粮和工具进行施工；六是在游击区建立维持会并勒索粮食和财物，稍不如意便烧杀抢掠，同时派遣大量特务到根据地拉拢动摇者、散布流言、蓄意破坏。
参加会战的日军沿平汉线南下了，留守在石邑的鬼子尽管时不时地出动，却再不敢深入根据地，只是沿封锁沟巡逻，防备抗日县政府前来破坏。而离开主力支持的县政府也时不时地出动县大队、区小队到封锁沟一带袭扰，干扰封锁的的挖掘。时间就在这争夺中慢慢逝去，三个月后封锁沟还是建起来了，整个石邑县被割裂开来，抗日军民的活动空间受到了压缩。
正当王致虞向上级请示如何应对时，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逃的国军回来了，开始从抗日军民的手中“收复失地”，却不敢向日占区派出一兵一卒。可煞作怪的是，日军也从来不向国军发动进攻，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架势，大概想坐收渔利了。
北上收复失地的国军是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派来的，当时的省政府迁移到了怀远县南邻的邢侯县的深山区，距离石邑县不过二百里，后来这个地方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的驻地。北上的军队主要有三支：一支是河北民军的两个团近三千人，归张荫梧节制；一支是国民党的正规军两个团近三千人，归朱怀冰节制，而曾经的临城驻军的南凌云连长已经升为其中一个团的团长了；一支是十三支队，归侯如墉节制，人数大约有三千人。
因为是友军，王致虞县长动员根据地群众送粮秣、备住房、杀猪宰羊劳军，并多次与两支部队的官长相会，商议共同作战。但两支部队对此并不热心，反而对县大队、区小队设卡置哨，还一味地要求物资供应，稍不如意就恶言相向，甚至拔枪威胁。而驻地的百姓还被无偿拉夫，至于赌博、偷鸡摸狗、侮辱妇女更是无日不为。王致虞多次交涉未果，又不能撕破脸，破坏联合抗战，而积累的粮秣干柴等不断地被拉走，也是无可奈何。
国军连续休整了三个月，还是未曾向敌占区放过一枪，民众对他们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只求他们少祸害自己，至于能不能打鬼子再也不存奢望了。眼看秋收时节就要到了，经过休整的国军和根据地、游击区的原国民党党员也拉上了关系。原来在抗日县政府担任要职的刘雨亭、吴西塘宣布脱离县政府，开始组建国民党把持的县政府。他们四处活动，在各区派驻人员，征粮征款，还宣扬“合理负担不合理”，国军和国民党是正牌子，冀西民训处被赤化，是杂牌。而过去在抗日县政府领导下的一些富户，或者在地租上受损，或者不再主持乡村事务而自尊受到伤害，竟然站出来参加国民党的县政府，且只向国民党的县政府交粮交款。这样在根据地、游击区便有了两个抗日县政府，各行其是。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种现象：一般大户人家的长子听国民党县政府的招呼，青阳镇四大家族的准族长们就是如此，王致虞的大哥王致尧就做了新政府的保安团团长，而次子或幼子大多参加共产党的县政府，两面不得罪，脚踏两只船。大多数群众当然是心向共产党的县政府，毕竟通过“合理负担”少交了地租，尽管还是糠菜半年粮，可参与了村里的管理心中有说不出的舒坦；也有一部分群众认为国民党是正统，是中央，而共产党是庶出，兔子尾巴长不了，尽管比过去还得多交租，还是不敢得罪。
而敌占区的群众也是交两份租，一份是日伪维持会按照旧钱粮册催逼的，一份是按照“合理负担”上交抗日县政府的，由武装护粮队通过封锁沟运往根据地。当然，也有一部分过去的粮绅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向国民党县政府和军队报效银元和粮秣。敌、我、友三方中间很少有战事发生，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和平静，但矛盾也在不断地累积着，不知何时就要爆发。
在这期间，敌、我、友三方还是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力量：日军为了弥补兵力上的不足，招收了一个伪军大队，人数在三四百人，他们当中有地痞**，有会道门成员，也有身无长技“混口饭吃”的贫民，也又怕被欺压而参加的富户子弟。抗日县政府在经过政策攻心以后，成功地将在县内游荡的一支二百余人的土匪队伍编入县大队，大队长由王致虞兼任，原来的县大队为一大队，大队长为原来的副队长高佐；新成立的为二大队，大队长为原来的头目王子春。友军发展的最为迅速，除建了三百多人的保安团外，还成立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别动队，兵员的来源主要是依附各大户的杂丁和会道门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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