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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有两个战略：一是“以战养战”；二是“以华制华”。日军占领中国也采取两个战略：一是分化瓦解；二是血腥镇压。但战争的不义性和策略的粗鄙性互为因果，所以不管过程如何，其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回天乏力的黯然神伤。
当王致虞忙于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时候，石邑城里的鬼子和汉奸也在紧锣密鼓、处心积虑地巩固占领区，并伺机向根据地进攻。日伪石邑县县知事寇念祖按照日本驻华北派遣军的训令，在占领区强化推进保甲制度，发放所谓的“良民证”，强迫占领区人民做“顺民”，并沿封锁沟建起了十五座炮楼，严厉盘查往来行人与商贾，妄图从经济上扼杀抗日根据地政权，进而摧毁根据地人民的抵抗意志。
在绥靖地方上，寇念祖和日本人一样满脑子的封建迷信，善于盲从或者说作为奴才的本性，使他对日本人绝对服从。而他在研究了历代异族入侵进而改朝换代的史实之后，得出了所谓的体会，那就是把持“黑白两道”－－－－“白道”就是所谓的士绅，而“**”就是社会中的黑恶分子。但惟独忽略了民族的良心“知识分子”和民族的脊梁“广大民众”，而这些人还是在逐步掌握着先进的理论以及在献血中渐渐擦亮了眼睛！寇念祖踌躇满志地在所统辖的占领区召开了三次会议，部署了三项行动。
第一次会议是所谓的堪舆家交流会，在日本人的主导下，他将全县擅看阴阳宅的风水先生们召集在一起，花重金让他们提供石邑县境内的所谓“吉地”。且不说这些人的水平如何，石邑县的民众还是被闹得极为恐慌－－－－大多数的人还是相信风水的，但之后这种恐慌就变成了愤慨－－－－石邑县是石邑县民众的石邑县，是父母之邦，是桑梓之地，是安身立命之处，吉地被占如何不让人切齿？随后日本人从国内专门运来了108根精心打造并被靖国神社的神棍们“加持”过的钢柱，这些钢柱长八尺八寸、阔八分八厘，据传是制造航母的特种钢，可历数百年而不腐。在一队队日本兵的护卫下，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这些钢柱一根根被打入认定的108处“吉地”。事后，为了保密，这些风水先生们被送到了“满洲国”抚顺煤矿挖煤。这秘密在日本人走后多少还是泄露了出来，只是大多数的风水先生或死于非命，或自知罪孽深重不敢出来指证，也便渐渐地无人知晓了。但这下做的厌胜之术似乎并不是纯粹的空穴来风，据石邑县故老相传，随后的蝗灾、大旱的“赖年景”就是拜日本鬼子所赐，即使到了现在，老辈人望着原本的山明水秀而今的童山濯濯，还是悲愤地骂道：这都是小日本造的孽，千刀万剐的！
第二次会议是摸金校尉交流会，也就是所谓的盗墓贼的聚会。中国是一个慎终追远的国度，对祖先的崇拜是深入骨髓的。所以“刨族坟”是最为恶劣也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三代以上改朝换代后，往往能做到“存亡继绝”，这就是普遍遵循的所谓的“夷不乱华，前哲之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春秋以降，风俗变异，但除非吴越世仇、晋嫡庶之争鲜有掘墓以报的，而这掘墓并不是为了取得墓中的财宝。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将楚王鞭尸三百，后世史家多有诟病者，后因忠谏赐死，后人以为报应。三代以下，为了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陵墓是越造越豪华，而担心被盗掘的恐惧也是越来越深重，于是防范措施日臻完善，对盗墓贼的处罚也越来越严重，非但肉体上要毁灭，就是名声上也要败坏。董卓、曹操之所以被视为奸雄，屡遭诟病，恐怕也与董卓盗掘皇陵，曹操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盗掘无主坟墓、贴补军用不无关系。所以历朝历代都将盗墓列为重罪，而盗墓也是最见不得光的职业，“盗墓贼”则是诅咒他人“断子绝孙”的最恶毒的语言，也是对他人人品最鄙视的代名词。这些鼠窃之辈被重金悬赏，为日本人提供了石邑县最著名的108处古墓，并参与了所谓的研究性挖掘，这些出土的文物无一例外地被运往东瀛，而这些出卖祖宗的人们也随着被押往北海道采石场去了，当然也只有很少人熬到了“八一五”，重回被出卖的故乡。当然，除了盗掘古墓，日本人还将黑手伸向了道观、寺庙、尼庵，金身铜像皆在搜刮之列。除此以外，还以捐献报效之名、免除赋税为幌，大肆从世家、商户、民间征集文物，商鼎、周彝、秦剑、汉玉、南北朝碑刻、隋唐字画、宋版书、元青花、明宣德炉、清楠木家具等均在征集之列，除了一塔一桥三个牌坊外，石邑县文物几乎为之一空。
第三次会议是所谓的神仙会，也就是将全县的巫婆神汉（跳大神、走阴、扶箕）、相师（揣骨、相面、占卜）、稳婆等召集在一起，制定了宣传“王道乐土”的大纲。这些人作为下九流，非但没有被许以重金，还被以取消从业资格、将家人关入大狱为要挟而乖乖从命，当然这些人也没有被送走做苦工，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但是作恶总是要报偿的，这也是他们一贯宣扬的因果报应，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他们就是现身说法的“牛鬼蛇神”。这些人回去以后，以梨山老母、狐狸大仙、孙悟空等神灵的名义，以谶语、童谣、流言、顺口溜的方式，宣扬日伪政权的法统、日本天照大神的神通、皇军不可战胜和抗日必亡的谬论。一时间，敌占区流言四起，人心浮动，那些偷偷为抗日政权服务的人们变得缩手缩脚，瞻前顾后起来。
抗日的县政府积极行动起来，与日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县大队、区小队、村基干民兵多次打退日伪军对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扫荡，特别是中区的基干民兵一手拿锄镐生产，一手持枪打日伪，将游击区建成了“铁壁墙”，而高佐的前方工作委员会则抽掉了精干力量深入敌后，神出鬼没地锄奸反霸，把日伪搞得惶惶不可终日。
但对敌斗争总是充满了艰难困苦，总是面临着种种不可测的变故，而一个铁杆汉奸的老奸巨猾使斗争前途一下子变得暗淡起来，石邑县的抗日工作陷入了第一次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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