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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阶级者，拥有广大之田地，不耕而食。农民终岁勤勤恳恳，所得之半皆登士绅之仓库，衣食常在不保。且视若牛马，动辄恶声相加，严加制镇，诬为共党，每加酷刑，系诸牢狱，无天理无公道。
与根据地广大士绅有限度地与抗日县政府合作不同，敌占区的大部分士绅阶层则包羞忍耻、半推半就、有意无意地与日伪县政府展开了全面合作，尽管日伪冷酷嗜血，尽管日伪翻脸不认人，尽管日伪蛮横不讲理。开始固然是“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不甘中尚存愤懑和无奈；接着便是“明哲保身，和光同尘”，听天由命中更多的是随波逐流；最后则是“为虎作伥，作威作福”，保全性命后的狐假虎威，甚至是在对待同胞上变本加厉－－－－这固然是奴才的通病－－－从强者那里受到的屈辱在弱者身上百倍地讨回。日本人是熟读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史的“中国通”，深知士绅在农村的作用，是“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依托，因此必须合作，当然也适当地给以优渥；不过首先要临之以威权，加之以刀兵，开布以恩利。这样日伪县政府以“不杀头”为条件，换来的是士绅阶层的惟命是从，服服帖帖，造成了日伪县政府在敌占区的予取予夺，为所欲为。
民国二十六年国军一败涂地，国民县政府南逃，敌占区的士绅阶层也曾经响应抗日县政府的号召，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尽了中国人的本分；而在日伪成立维持会时并不亲自出面而让自己的代理人（一般是管家）担任伪职。民国二十七年国军返回“收复失地”时，敌占区的士绅阶层往往尊奉所谓的“正统”，便向刘玉亭的国民党县政府报效钱粮，不大理会抗日县政府了，有的为了两不得罪，对抗日县政府应付了事。民国二十八年，国军又一次南逃，国民党县政府再次垮台，敌占区的士绅阶层彷徨无计，又开始与抗日县政府接洽。等到民国二十九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敌占区的士绅阶层干脆撕下伪装与面纱，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实行所谓的“曲线救国”，开始与日伪县政府全面合作，不仅亲任地方的维持会长，还相继成立全县范围的联庄会，推举旧军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齐殿元担任会长，联庄会主持人是士绅和封建会道门门主，主体是士绅看家护院的家丁、会道门成员以及旧军人，底层则是地痞、无赖和**，可以说是聚集了社会上各种邪恶的力量，熟知地方各种情况而又无孔不入，沦为日伪县政府绥靖地方，铲除共党的爪牙和帮凶，成为欺凌百姓、败坏社会道德的蠹虫，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为他们的最后败亡埋下了伏笔－－－－土地改革之时，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人民大众也以同样的手段讨回了公道。
联庄会在接受了日军供应的一批军火之后，首先帮助日军做的就是加固“囚笼”，组建了一个平汉铁路护路大队，并在北面的鸭鸽寨和南面的万户营建立两个据点，每天早晨相向行进到达中间的麒麟岗车站，会合后再按原路返回，确保了囚笼上“柱”的安全。接着驱赶敌占区的上万群众修建县城到南区、东区和北区的公路，并在主要村庄修建炮楼，完备了囚笼上“链”和“锁”，增强了日伪军的机动性和防御性，使深入敌后的县独立营第一连在“网格”上作战，多次受到惨重的损失，而在敌占区征集的军粮也多次被日军截获，给根据地物资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联庄会打着“联庄互保”的旗号，结合日伪县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严密的情报网，凡是抗日武装的行动大多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联庄会或独自，或与日伪军联合进行攻击，使抗日武装在敌占区几无立足之地。同时他们对敌占区共产党员和干部加以逮捕与暗杀，对抗日军人的家属加以恐吓与勒索，对抗日“堡垒户”加以鞭笞与监视，对同情抗日的民众加以威胁和打骂，对全体民众进行奴役和剥削。行事全凭好恶，稍不如意，便指鹿为马，以共党的名义投人入日伪监狱，受诬者不死也要脱层皮；或者私设公堂，动用非刑，受害者非用尽人情、荡尽家财不止；或者私设关卡，关押行商，形同匪类勒赎过境之人，将家财搜刮不净绝不罢手，使占领区人民群众噤若寒蝉、动辄得咎，雪上加霜，日日提心吊胆，夜夜睡不安寝，水深火热，苦不堪言。
联庄会如同日伪县政府的提款机，凡是日伪县政府下达的钱粮、赋税和劳役，无不限时办结，鲜有过夜者；凡是日伪军催要的女人、壮丁、时令果蔬、活牛生猪，无不加量孝敬。联庄会自不会白忙活，在催粮、催款、催劳役之外，无不从中加码，中饱私囊。联庄会配合日伪县政府在敌占区实行茶烟酒类专卖，屠宰、交易课以重税，平常年景，小康之家也日渐困顿，升斗小民则辛劳一年，入不敷出，渐至卖地赁产，甚至卖儿鬻女。此外联庄会还包娼包赌，开当铺，放高利贷，收保护费，凡是所能想到的行业无不收取苛捐杂税，使淳厚质朴的民风为之一变，使濒临华北大平原、号称石邑县粮仓的敌占区道德沦丧、经济凋敝，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联庄会成立后，敌占区的维持会再也不是“两面政权”，对抗日县政府非但不再敷衍，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加以对抗，他们或连同日伪军，或亲自与抗日征粮队武装冲突，基本上断绝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当他们听说抗日县政府成立了银行之后，还在日伪县政府的唆使下，以贸易之名，骗取了大量的银元，差点使抗日县政府银行因年终不能按时分红而酿成挤兑风波，幸亏抗日县政府有明暗两条贸易线，才没有使银行倒闭。
联庄会的可恶之处还在于，追随汪兆铭高唱抗日必亡的论调，试想汪兆铭是国民党中仅次于蒋中正的人物，他都“合作”了，别人为什么不“合作”？他都做汉奸了，别人再做汉奸又如何？宣扬日军战无不胜所向无敌的神话，试想蒋委员长举全国之力、精兵数百万尚且被打得节节败退，共产党八路军区区数万人又怎是对手？颠倒黑白地说共产党八路军螳臂当车，英勇牺牲其实徒劳无益，还编造图谶和童谣来恶意诱导民众莫反抗、做顺民，来生修得好福祉。谎言的不断重复，导致了敌占区的人心开始迷茫、低迷甚至黑暗得看不到一点光亮。
联庄会可恶之处尚不止于此，他们设计诱迫了高佐的儿子，差点活捉了高佐，而在失败之后，干脆拉拢高佐的儿子做了汉奸，这对占领区的人心又是一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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