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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是走，击是打，游而不击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是拼命主义，游击战的精髓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逃我追。遵循合理选择作战地点，快速部署兵力，合理分配兵力，合理选择作战时机，战斗结束迅速撤退五项基本原则的作战方式，叫做游击战。
民国三十二年开春之后，鉴于根据地千疮百孔，再加上三道封锁线像枷锁一样捆住了抗日军民的手脚，在请示了上级以后，参加了正规军、担任团级参谋的卢万里回到了石邑县。经过商议，王致虞留守根据地，加强根据地建设；程有才带领充实后的九支队到敌占区游击，相机建立新的敌后根据地；卢万里带领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恢复党组织、发展敌后武装、宣传瓦解伪军、锄奸诛叛等。
王致虞在根据地开展了五项工作：一是为度过春荒，组织救灾合作社、劳动互助组以开展生产自救，由于宣传到位，再加上单门独户耕作的低效率，参加互助组的劳动力6215人，占根据地劳动力的93％。二是抗日县政府各级单位和组织实行“精兵简政”，脱产人员缩减为过去的三分之一，而且要求他们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开荒种地，粮食的自给自足率要达到定量的三分之二。三是继续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经过宣传，大户人家大多将陈年债务豁免，新的借贷以政府为主且不要利息。四是召开仕绅大会和各界代表参加的县参议会，扩大民主，群策群力，团结一致，树立信心。五是加强各级抗日组织建设和形势教育，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形成一整套的扫荡前坚壁清野、扫荡中避敌锋芒和扫荡后生产恢复的策略方针。根据地上下万众一心，全力投身到“度荒”这一最艰巨的任务中去，这样做的好处有：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被打破，群众在集体生产中增进了相互了解；根据地有限的农具、大牲口、劳动力得到了合理的配置，生产效率大为提高；脱产干部减少并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上交公粮总量大为减少，群众负担降低，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在反扫荡中相互扶持和照应结成的过命的交情，渐渐消除了大户人家和升斗小民、雇主和佣工之间的身份壁垒。整个根据地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与大旱的老天斗，与龟裂的大地斗，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斗，保住性命，积累力量，迎接反攻阶段的到来。
程有才推倒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到敌占区，在本县熟知地理、人文的向导带领下，到处游击，牵制消灭日伪，并壮大自身力量，最后将根据地建立在日伪军实力相对薄弱的“九县垴”为中心的三县交界地带。这个地带是典型的“三不管”，日伪倒行逆施，土匪横行无忌，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程有才做了四件事：一是宣传工作，见多识广、号召力强、口才雄辩的程有才前去拜访辖区内商贾富豪、知名绅士和维持会长，将《论持久战》的精髓融入了浅显而形象的说辞，使他们认识到日本必败、中华民族必胜；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兵无常势、柔弱胜强；抗日不分先后等等，赢得了他们的钦佩与支持，并自愿出钱出枪、出人出粮。二是组织工作，深入群众，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情报网络，设置堡垒户和交通站，使部队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三是开展剿匪工作，采取打拉结合的方式，对表现较好、民愤较小、愿意抗日的土匪，实行收编改造政策；对亲日、**、反人民，祸害百姓有血债在身的土匪特别是匪首，予以坚决的打击镇压，稳固了社会治安。四是进击日伪，采取化装潜入等形式打掉日伪军的据点和残害乡民的伪警察所，采取突然袭击、伏击等形式歼灭骚扰百姓的零星武装，坚定了民众必胜的信心。
卢万里则是悄悄地带领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对外打出“保村保家，保护祖宗坟茔地”的灰色口号，一是重点打击特务队和联庄会，瓦解“锣鼓队”和“肉电杆”，开展杀狗行动和保留青纱帐行动，使武工队如鱼游大海；二是与伪军家属联系，发放“少作恶，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规劝卡，对俘获的伪军一律加以“身在曹营心在汉”和“多行善事，莫做铁杆汉奸令祖宗蒙羞，遗臭万年”教育后放回，使武工队因仁义降低了伪军“死磕”的风险；三是重新登记失联的党员、干部、民兵和基干群众，恢复重建各级党组织、民兵组织和情报网络，发展壮大堡垒户；四是改造农村双面政权，掌握乡村的主事权、话语权，与日伪争夺乡村；五是铲除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和投敌叛变分子，起到了孤立鬼子、震慑汉奸叛徒的作用；六是购买药品、粮食、食盐等物品，通过秘密交通线送往根据地，缓解根据地物资短缺的窘境。
石邑县的日伪县政府从来就是日军的帮凶，征粮征款征税征壮丁是它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日军以细菌战和“囚笼术”将西部山区根据地变成“人间地狱”以后，又组织不法商人前往根据地，用伪造的冀南票从根据地购买药材、山货、木材和铜铁等，导致冀南票贬值，购买力下降，使根据地经济雪上加霜。县政府察觉以后，组织专人在集市上张贴真假冀南票，指出二者的差距教群众辨识以免上当。由于假济南票的大量流入，县政府设立专门的贸易所，做出对根据地各种外卖商品统一收购的政策，外来商人前来贸易规定必须以货易货，日常用品的买卖则继续使用冀南票，才稍微挽回了物资外流的局面。
在敌占区，日伪县政府变本加厉地为日军服务，使得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将石邑县作为“以战养战”的稳固基地，日伪军一轮又一轮地开展“清乡活动”，所到之处诬良为盗，随意掳掠，特别是在“九县垴”根据地建立以后，实行“三光政策”，重点以武力扫荡。日伪军划片绥靖，将据点和炮楼附近的村庄划为势力范围，每到一个村子除大吃海喝之外，还随意加派丁夫，勒索金钱、女人、粮食和鸡鸭鱼肉，稍不如意就将办事人员捆绑吊打，直到满意为止。以到工厂工作或招收警察、治安军为名，诱骗壮丁报名参加，等人员集中之后，装进平汉线上的闷罐车，运送到“满洲国”修建军事要塞，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工事修完后不是累死便是被处决；有的竟被装运上船，到东瀛做苦力，稍有反抗或“怠工”就会招致最严厉的惩罚，劳累、冻饿，死者枕藉，抗战结束以后回国的十不存一。以**强行兑换金银首饰和银元、法币，勒令占领区百姓“乐捐”，捐钱捐物的同时还要捐铜捐铁；在大量发行**的同时，还强行大量发行军票，使物价飙升，民穷财尽。
这就是战略相持阶段石邑县敌我的残酷斗争，日军如狼似虎，灭绝人性，残民以逞；伪奸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丧尽廉耻；敌占区群众噤若寒蝉，提心吊胆，战战栗栗，永无宁日；抗日军民餐风露宿，且游且击，一夕数惊，苦苦支撑。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来说，一点点的胜利总要付出五倍甚至十倍的代价和牺牲！贫弱的泱泱中华受制于强横的蕞尔小邦，这又是多么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国恨如山，家仇似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屈辱的历史才有可能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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