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2 / 2)

在公元前202年2月,兑现了先前的诺言,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越王。受封的韩信和彭越联合原来的燕王臧荼、赵王张敖以及长沙王吴芮共同上书,请他即位称帝。开始假意推辞,韩信他们说:“大王虽然出身贫寒,但能率领众人扫灭暴秦,诛杀不义,安定天下,功劳超过诸王,您称帝是众望所归。”顺水推舟地说:“既然你们大家都这样看,觉得有利于天下吏民,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

即位的同年6月,在洛阳的南宫开庆功宴,宴席上,他总结了自己取胜的原因:“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的总结确实说对了,战争的胜败,人的因素总是最重要的。

后来,定都长安是因为一个叫娄敬(因被赐姓刘,又称刘敬)的士卒的提醒,娄敬从山东赶来见,说得天下和先前的周朝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像周朝那样以洛阳为都城,应该到关中定都,这样便可以在秦地固守险地,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张良同意娄敬的建议,他说关中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退可守,攻可出。听了表示同意,于是很快将都城迁到了长安。

打击诸侯巩固皇权

虽然做了皇帝,但他也没有敢对自己的皇位掉以轻心。他在设盛宴招待英布等大臣时,曾经对在场的父亲刘太公夸耀说:“原先您老经常说我没有赖以生存的赚钱之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无赖”,即不会赚钱养家,许慎曰‘赖,利也’。“无赖”,即无利入於家也”),没有二哥能理家治业。如今我做了皇帝,您看现在是二哥的财富多,还是我的财富多呢?”不过在享受的同时他也采取措施对皇权进行了巩固。

汉初形势

第一个让他不放心的就是在各地的异姓王。他们都有兵将,有的还有三心二意。第二个问题就是其他将领,为功劳大小和赏赐的多少争斗不止,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那些异姓王作乱。还有原先六国的后代也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央,丞相的权力对他这个皇帝也构成了威胁。从做了皇帝,到最后病死,中间有八年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了解决这些让他不放心的问题。

他先收拾的是韩信。在公元前201年,即高祖六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问怎么办,大家说发兵讨伐。但陈平却反对,他说楚国兵精粮足,韩信又善于用兵,发兵很难取胜。他建议以巡游云梦为借口,让各诸侯王都到陈县(现在河南淮阳),到那时韩信一定会来,然后再抓他问罪。依计行事,果然将韩信抓住了。韩信听到对他的指控,大声喊冤:“古人说的果然不错:‘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这样的人也早就该烹杀了。”将韩信押到了洛阳,但又没有明确的证据,便释放了他,但降成了淮阴侯。这使韩信怀恨在心。

第二年,韩信谋划让陈豨在外地反叛,使亲自前去平叛,然后自己在都城袭击太子和吕后。但还是事情败露。吕后采用了萧何的主意,将韩信诱骗入宫抓捕,最后被斩于长乐宫钟室,留下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

除了韩信,其他诸侯王如彭越等人也被消灭,只剩下了长沙王吴芮。

对于其他将领,也颇费心机。开始,先是分封了萧何等二十余人官职,但众将领因为互不服气,争功不止,就没有封官。一次,在洛阳南宫,看见众将坐在沙地上不知在说什么,问身边的张良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在谋反。问为什么,张良说怕他以后不会封他们高官。又问怎么办,张良就问他最恨的人是谁,说是雍齿,因为他虽然功劳多,但太张狂,自己曾经想将他杀掉。张良听了就让他封雍齿为侯,这样,大家就觉得被记恨的雍齿都能受封,他们就更不用着急了。于是,大摆庆功宴,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当场命丞相和御史抓紧时间草拟论功行赏分封的名单。张良的计策果然奏效,众将的心都安定了。

对于六国的后裔,则将他们和地方的名门望族共十几万人全部迁到关中居住,置于中央控制之下,消除了后顾之忧。

关于丞相的过大权力,通过把萧何下狱来打击削弱相权。在平定了黥布叛乱回到长安后,萧何提议把上林苑开放,让百姓去耕种,因为上林苑基本上已经荒芜,并不是养兽供皇帝狩猎的地方。一听就恼了,硬说萧何拿了商人的贿赂,所以才替他们说话,借百姓之名为商人牟利。将萧何关进了监狱,几天后,有大臣问丞相犯了什么罪,却为自己狡辩说:“原先李斯做秦国的丞相,凡是功劳都归始皇,不好的事都由自己承担。但现在丞相萧何却接受了商人的贿赂,替他们求我开放上林苑,刁买人心。因此要治他的罪。”通过打击元老功臣萧何,在削弱相权的同时将皇帝的权力提高了。

在巩固强化皇权方面,也是想尽了办法,一是通过尊父亲太公为太上皇,二是通过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这两件事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经历了春秋和战国长期的混乱之后,又经历了短期的秦朝统治,再加上秦末战争,这使得人们心中没有忠君的观念,还保持着战国以来就形成的“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思想,这不利于皇权的巩固。通过尊重父亲来教育大臣和百姓遵循礼法,尊重长辈,效忠君主。

和父亲刘太公在一起住,为了向大家表示他孝顺,每五天就去拜见一次。太公觉得没什么,也习惯了。但太公的属官却觉得不合适,就劝他说:“俗话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当今皇帝是您的儿子,但他也是人主。您虽是他的父亲,但也是他的大臣。让他这个主人拜见您这个大臣,不合礼仪。况且这样也显不出皇帝的威严。”

等再拜见父亲时,太公就提前拿着扫帚出门相迎,然后倒退着进屋,不给行礼机会。很吃惊,跳下车去搀扶父亲,太公赶忙说:“皇帝贵为人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破坏了国家的礼法。”便下诏书,尊太公为太上皇,这样一举两得,不但明示了皇帝的尊严,他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拜见父亲了。很崇尚孝道,称帝后将父亲刘执嘉接到皇宫居住,封父亲为太上皇。太上皇在皇宫生活日久了就终日闷闷不乐,忐忑不安,私下问太上皇侍从,侍从回答说:“太上皇以前在家乡丰邑城生活时每天都和邻居亲朋在一起以踢球、斗鸡、喝酒为乐,现在没有人能陪太上皇,因此才闷闷不乐。”于是在皇宫附近为父亲盖起一座新丰城,又将丰县部分亲朋邻居迁来居住。新丰城街巷布局跟家乡丰邑城一模一样,连迁来的相邻老幼和鸡犬都能认得各自的居所。

第二件事是对季布和丁公的处理。在和项羽争天下时,他们两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季布领兵几次将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但最后放过了他。做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就把他抓了起来。但想到自己也需要他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为郎中。丁公是季布的舅舅,他听说了,就觉得连季布这样给过难堪的人都能释放做官,他这个曾对有恩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没想到,他却被抓起来。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籍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在军中示众,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

文治天下恢复生产

统一中国建立汉朝之后,以文治理天下,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

在政治上,接承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同时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律刑法。攻入咸阳之时,便立即废除秦朝的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封存府库,对百姓秋毫无犯,深得民心。在平定天下后,命萧何参照秦朝法律“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即“汉律九章”。这是在战国时期李悝所制订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基础上补充了户律(户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赋税征收)、兴律(主要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备)和厩律(主要规定牛马畜牧和驿传方面),一般所说的汉律就是指《九章律》。重用叔孙通整理朝纲,叔孙通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为汉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法律思想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及夷三族,提出了“德主刑辅”。即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达到宽柔相济,严松相当的统治效果。

在经济上,废除秦朝苛法、豁免其徭役减轻人民的负担,如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释放奴婢,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解放生产力,“兵皆罢归家”“以功劳行田宅”让士兵复员归家,给予他们土地及住宅,使他们从事生产劳作,迅速恢复提高国民经济。同时鼓励生育,扩大劳动力。同时大力发展农业,抑制打击唯利是图的商人及残余的奴隶主阶级。还接受娄敬的强干弱枝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10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使百姓得以生息,民心得以凝聚,国家得以巩固。

在发展文化事业方面,建立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采取的宽松无为的政策,不仅安抚了人民、凝聚了中华,也促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可以说使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的统一起来,而且还逐渐把分崩离析的民心凝集起来。他对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的统一强大,汉文化的保护发扬有决定性的贡献。

到高祖末年时,经济已经明显好转,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是真正统一中国的人,可以说他是汉始皇,创造汉民族的人。他在汉初制订的英明国政,不仅使饱受战乱的中国得以休养生息,还开创了以后“文景之治”的富裕与奠定了汉武反击匈奴的坚实基础。

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的政治制度和对后世的安排使大汉延续了长达四百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王朝。他的一套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为后世统治者所沿用开创的大汉帝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令后世国人景仰与怀念,他本身也另后世众多的人所怀念歌颂。

重祠敬祭尊习孔教

汉二年的《重祠诏》云:“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认为“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

《礼记·祭法》指出:“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深刻揭示了祭祀活动的本质。祭祀活动本身体现了对逝者的追思和生者的希冀。具体来讲,祭祀的目的主要是弭灾、求福、报谢。祭祀就是按着一定的仪式,向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请它帮助人们达成靠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

被父老乡亲立为沛公后,就知道“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涂山是夏兴之地,祭祀活动自古有之。汉高祖过涂山,“命立禹庙以镇涂山”,从此,历代官府和黎民百姓便有了祭祀大禹之所——涂山禹王庙。有庙而发展为有祭祀大禹诞辰的农历六月六涂山禹王庙会。由一年一祭的庙会又发展为一年三祭大禹的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禹会诸侯会期)、六月六日(禹诞辰)、九月九日(登高怀古、庆祝丰收)的三次庙会。

汉高祖于十二年(前195年)十二月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在回京师长安的路上,专程到曲阜以隆重的“太牢”礼仪祭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临孔庙祭孔的君主,开了帝王祭孔的先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统治者掌握政权后,儒学的价值在社会的变革中得以充分体现。

据《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相传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纪信假扮成汉王,解救出围,致被项羽烧死。得天下后,封纪信为十三省总城隍,在长安王曲建庙立祠,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汉代纪信救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及地方相关资料上均有叙述。称帝后,厚赏、追封纪信,并赐黄袍加身,择上林苑(今王曲镇)修建大型庙堂并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

为了皇权的巩固,费尽心机。本来他年龄就大,在平定英布叛乱时又中了箭伤,到了长安病情加重。吕后找来名医,问他病情,医生说能治,一听口气,就知道不会好了,气得大骂医生:“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说完赏赐给医生五十金打发他走了。吕后看着弥留中的,问他死后人事的安排:“萧相国死后,由谁来接替呢?”说曹参。吕后问曹参之后是谁,说:“王陵可以在曹参之后接任,但王陵智谋不足,可以由陈平辅佐。陈平虽然有智谋,但不能决断大事。周勃虽然不擅言谈,但为人忠厚,日后安定刘氏江山肯定是他,用他做太尉吧。”吕后又追问以后怎么办,有气无力地说:“以后的事你不会知道了。”驾崩于公元前195年,即高祖十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6月1日),享年六十二岁,葬于长陵,谥号为高皇帝,庙号是太祖。他开创的汉朝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文化,即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制度。在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对儒家文化又产生了影响,了解汉朝的政治和文化制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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