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甲乐请了一周的假，但是过了一星期，他还是没有回来，刚开始几天，莱特教授一直在处理Lar的毒性实验的问题，所以就没在意优甲乐的事情。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优甲乐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莱特教授这才意识到，这其中可能出了点问题。他拨通了优甲乐的电话，可是“嘟嘟嘟”电话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他一连拨了几次，都是同样的结果。莱特教授刚开始没把它当回事，开玩笑地骂了一声：“这小子想在家多呆几天，就用这种方法来敷衍我。”
几天过去了，优甲乐还是没有消息，莱特教授开始着急了。
忽然有一天，电视上出现了一条骇人的新闻：科尔市医院收治了三例呼吸危重症患者，这三例患者系某种病毒感染。
莱特教授继续往下看：这三名患者是一家三口，目前都在接受积极的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据业内人士判断，这三人的感染的病毒可能会通过人传人的途径传播。
莱特教授一看是科尔市，不正是优甲乐的家乡吗？顿时，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正当莱特教授纠结这是不是优甲乐一家三口时，一个奇怪的信息蹦到了莱特教授的手机上：“敬爱的莱特教授，我是优甲乐，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您，最近您跟我打过很多电话，我也看到了，只是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和您对话，所以才采取了这种方式向您吐露自己的心声。
药学事业是您一生的挚爱，您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再研究出一款新药，经过您高瞻远瞩的指导和吉奥师兄呕心沥血的努力，我们发现了Lar，Lar是所有RAK抑制剂中的王牌，它的应用价值估计比泽菲替尼还要大，说它能带来医学界的革新一点都不为过。但也是因为这一点，我做了一个很荒谬的决定。
我的母亲患有肺癌，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如果有其他任何办法，我都不会尝试那个荒谬的决定。当我知道我们发现的Lar抑瘤率达到%时，当我知道最有远见卓识的您也对Lar寄予厚望时，我萌发了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能不能用Lar去治疗我母亲的肺癌，我知道，Lar虽然安全性未知，但当时的病痛已经折磨得母亲生不如死，容不得我再想那么多。我用您买的g原料合成了g的Lar，但最后只交给您g的样品，剩下的g被我分成十份装在了胶囊里带回了家。
到家后，我立即就给母亲服下了这种药，第二天，母亲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这好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生活中的阴影，让萎靡已久的我突然振奋了起来，我赶紧又给母亲服了一颗，第三天，母亲原来剧烈的咳嗽消失了，苍白的面色开始变得红润，我当时就感慨，Lar真是一种神药啊，不愧有%的抑瘤率，第四天，母亲原本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可是忽然开始发热，紧接着是持续性干咳，又过了一天，母亲说喘息喘得厉害，而且高烧一直不退，我开始怀疑这是Lar的不良反应所致，我和父亲一起把病重的母亲重新送回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之后，医生说母亲的肺中肿瘤全部消失了，但是从她的肺里分离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是一种新的病毒。我很苦闷，为什么病毒偏偏感染了母亲呢，后来才发现，母亲的自身免疫系统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突然明白了，很可能是Lar破坏了机体的免疫系统，病毒才会侵入，我立即就给母亲停止了服用Lar，但为时已晚，母亲的病情还是一如既往地加重。更可怕的是，入院第二天，我和父亲也开始高烧，并且陷入无休止的咳嗽中，潜意识告诉我，事情要比我想得要可怕。果然，医生从我和父亲的肺里同时分离出了这种病毒，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起来：这种病毒可以“人传人”。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都被隔离起来，医生已经向我们交代，想治愈这种病毒是不可能的，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们的造化了。今天，母亲已经意识不清了，估计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我也是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体力越来越不支，但是好在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既然这个灾难全是我一个人酿成的，并且可能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应该为这个灾难的消饵贡献出一点微薄的力量。我决定等我死后，把自己的肺组织捐献给我们课题组以供研究，因为我知道，要消灭这种病毒还得依靠新药，而研究新药就离不开病毒所依赖的活体组织。我已经跟医院方面签署了伦理同意书，请您接到通知后来医院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