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也许会生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让阎应元站在扬州的城堞上……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赵翼的诗中还有这样两句：“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变殊少人。”按理说“扬州十日”当是“乙酉之变”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壮烈殉国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儿，这“殊少人”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赵翼在对阎应元由衷赞赏的同时，有没有对史可法不以为然的意思呢?
这就很难说了。
四
同是与城共殉的南明英烈，史可法死后封忠烈公，名垂青史，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更是成了后代仁人志士朝觐的圣坛；而阎应元的光芒却要黯淡得多。这种死后哀荣的差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也无需深思，归根结底，恐怕还是两人生前的地位使然。史可法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而阎应元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大人物能以气节自许，便相当难能可贵；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阎应元站在江阴城头上回答清将刘良佐的劝降时，有一句地道的大白话：“自古有降将军，无降典史。”阎应元是个粗人，他不会故作惊人之语，但这句大白话却石破天惊地撩开了历史的面纱：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达官贵人一般都放达得很，他们有奶便是娘，人家打过来了，大不了弯一弯膝盖，换一副顶戴，仍旧堂而皇之地做他的官。而老百姓却没有这样放达，他们认死理，脑袋可以不要，但膝盖是不能弯的。我们这位阎典史就特别珍重自己的膝盖，他在城破被俘之后，在清军贝勒面前硬是挺立不跪，被活生生地用*穿胫骨，于是“血涌沸而仆”，身子是倒下了，膝盖终究没有弯。有人说阎应元是下里巴人，虽然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仗，却没有自己的纲领之类，那么他站在城头上讲的这两句大白话算不算纲领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足以胜过一打纲领，就是和史可法文采瑰丽的《复多尔衮书》相比，恐怕也不会逊色的。
但阎应元毕竟略输文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本身固有的光芒。因为历代的史书都是文人写的，胳膊肘朝里拐，他们对那些富于文化气质的志士贞臣当会有更多的欣赏。事实上，在那些宁死不折的明末遗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江南的文化人，他们操着并不刚健的吴侬软语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以彬彬弱质支撑着异常坚挺的文化人格。在朱明王朝那一段不绝如缕、凄怨悠长的尾声中，最具光彩的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一群柔弱的文化人，这实在是一幕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这中间，张煌言算得上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但他除去和郑成功合师入江，在南京附近热闹了一阵以外，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是跟着鲁王朱以海凄凄惶惶地东躲西藏，后来被清军俘获。可他是个文人，会作诗，字也写得相当不错，即使在狱中，也“翰墨酬接无虚日”。临刑前，他留下绝命诗两首，并举目望吴山，长叹道：“好山色!”就这样文绉绉的一句慨叹，便托起了一个中国文人的归结性造型。是啊，吴山媚好，黛色空潆，这无疑是诗的境界，自己这些年为国事奔波，何曾好好看过眼前这景致？如今忠义已经尽了，身后的名节也是不成问题的，作为一介文士，最后能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间找到归属，也就无憾无怨了。于是张煌言整一整衣袂，飘然前行，他似乎并不是走向断头台，而是走入了如诗如梦的江南烟水，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总体气韵之中。这样的造型，难怪后世的文人学子们要传为佳话了。反观阎应元，同是慷慨就义，只大呼：“速杀我!”痛快则痛快矣，但在那些握着史笔的文人眼里，终究显得粗鲁，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鲜血淋漓的悲壮，因而从人格气韵上讲，也就浅显得多了。
志士贞臣而又富于文化气质，这种人格气韵往往为后人提供了偌大的想象空间。张煌言就义后，葬在西子湖畔的南屏山下，与岳坟和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相去不远。“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连西湖也得借重于忠臣义士。如今张煌言也来了，后人也就把三墓并称，对张煌言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荣耀了。人们的想象也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又轮到史可法。史可法就义后，尸体一直没有找到，扬州梅花岭上只是一座衣冠冢，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因史可法众望所归，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以致后来若干年内，关于“史可法未死”的传说和冒充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便一直连绵不断。闹到后来，“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连清政府也跟着疑神疑鬼，搞不清真假了。于是便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今辽宁凌海市西南）被俘降清，但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忠祠”。这一段对话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
史可法不简单，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人格力量仍然令敌人胆战心惊。
此后不久，洪承畴又遇上了被俘的一代名儒黄道周，但这次他连开口对话的机会也不曾有，便狼狈而返。
福建漳州黄道周石斋（黄道周号石斋）先生，以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入江西募兵抗清，被执于婺源（今江西婺源），后来又押解南京。当时洪承畴任清廷“招讨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也驻节南京。因为黄道周的名声很大，道德文章冠于一时，洪承畴想亲自到狱中劝降，庶几可列青史之榜。黄道周闻讯，自然不会给他机会，便手书楹联一副于囚室门枋上，联云：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位石斋先生不愧是国学大师，联语用谐音、嵌字的方法，暗寓“史可法忠”“洪承畴反”的意思，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妙不可言。洪承畴见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哪里还有脸面劝降？随即下令将黄道周处决。黄道周遥拜明孝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马氏的陵寝），然后端坐在红毡上，神色自若。一弟子请他给家里留下遗言，他撕开衣襟一幅，将右手食指咬破，滴血书联云：“纲常千古；节义千秋。”
黄道周用血写下的这个“纲常”和“节义”，便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两块基石，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文化人对反清复明矢志不移，其源盖出于此。要说这些人受了朱明王朝多少恩泽，实在是没有根据，在此之前，他们大多“处江湖之远”，郁郁不得志。相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因此，这些文人祭奠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张三或李四的王朝，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并且江南一向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当此旧王朝覆亡之际，江南的文化人自然成了送葬队伍中最为痛心疾首的一群。当时名满天下的一些学界巨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道周。只要大略看一眼这串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吊死在煤山的朱由检也应该感到欣慰了。
新王朝的统治者起初只顾忙于杀伐征战，对这群不要命的文化人很有点不以为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怕他作甚？但等到天下初定，甲胄在身的武士们或归顺或败亡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骑在马上解决的，文人自有文人的厉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杀几个文人固然不费劲，但问题是总杀不干净，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揩去，他那边又把脖子迎上来了。再一细看，原来他们手中虽没有吴钩越剑，却握着“批判的武器”，这武器就是巍巍荡荡的汉文化。
事情于是发生了变化，起初是南明的武士们在清军铁骑面前顶礼膜拜，现在却轮到新王朝的统治者在氤氲缠绵、博大精深的汉文化面前诚惶诚恐了。这中间一个最明显的信号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圣祖玄烨带领文武大臣来到南京的明孝陵前，当今皇上的一切显赫和威仪都免了，一行人在陵前规规矩矩地下了马，不走正门不走中道，却从旁门步行，一路上行三跪九叩首礼节，到了宝城前，则行三献大礼。礼毕，康熙又亲书“治隆唐宋”碑文，令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石制碑，立于陵殿大门正中。对朱元璋的评价在唐宗宋祖之上，这不是一般的抬举了。当雄才伟略的康熙大帝在朱元璋面前躬身拜倒时，那身影所投射的，显然不仅仅是对一位前朝君王的礼节性尊重，而是传递了一种信息：以“外夷”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对汉文化同样是很推崇的。
康熙谒陵完毕，又继续南巡去了，接下来的工作让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做。曹寅不仅是负责将皇上的御笔刻石制碑，在长达数十年的江宁织造任上，他实际上负起了对江南知识分子进行统-战的责任。从他给康熙的那些连篇累牍的奏折中就可以看到，康熙想了解的是何等详尽，有些看来不应该出现于奏折中的琐碎小事，诸如风俗人情、街谈巷议、三教九流、诗酒趣闻之类，曹寅也都包包扎扎，用快马送往京城，那里面的口气，竟有如君臣就着一壶清茗拉家常一样。曹寅这样做，自然是得到康熙授意和鼓励的。康熙喜欢看这些花边新闻，大概不会是为了解闷儿，他是要把江南文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无遗。同时也不可否认，当今皇上在津津有味地批阅从江宁府送来的奏章时，那种对汉文化难以抑止的热情也流露得相当充分。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清廷昭令表彰前明忠义，也就是说，对当年那些提着脑袋和他们拼死作对的人予以褒扬。应当承认，这种气度还是很难得的。于是，小小的阎典史才得以“跟哥哥进城”，在江阴的“忠义祠”里占了一席之位。此后，江苏学政姚文田又手书“忠义之邦”四个大字，刻嵌于江阴南门城楼之上，算是给了阎应元和江阴守城战一个“说法”。
五
但小石湾依然寂寞。
又有三两游人从那边过来了，或从容悠闲，或行色匆匆，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惊起一群不知名的水鸟，凄惶逸去，那呼叫使得天地间平添几分苍凉的余韵。几年前，小石湾的江滩上出土了几尊清代道光年间的大炮，到黄山炮台的游客往往在归途中要拢过来看看，人们摩挲着古炮上铁锈斑斑的铭文，望大江，思荣辱，发出由衷的感慨。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就在自己脚下的某个地方，民族英雄阎应元正孤独地安息着。
我唯有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烟波江上使人愁”，此情此景，难道是一个愁字所能了结？
又想起一桩不相干的事：不久前，有一位学者考证出，盛宣怀的墓可能在江阴马镇，一时上下都很振奋。因为谁都知道盛宣怀是武进人氏，与江阴原不沾边，若果真那把老骨头最后埋在江阴，就差不多算得上是半个江阴人了。盛宣怀是何等人物！他是李鸿章的经济总管，是旧中国的三井、三菱式人物，在今天这个经理厂长脚碰脚的年头，一个地区若能和这样的经济巨擘（即使是一堆腐骨）攀上点关系，“名人效应”自然是不用说的。于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论证会接着研讨会，忙得不亦乐乎。
当然，接着还要修墓。
我真想大喊一声：阎应元的墓在江阴小石湾，这已经用不着你们论证研讨了。
但终究没有喊，隐隐约约总觉得底气不足：阎应元的墓修好了，能搭台唱戏三资合资投资吗?
呜乎！阎应元这次不光吃亏在“文化”上，还“略输”美元和港币……
江风大了，回去吧。
回来后，写成了这篇小小的文章。
但文章写完后，偶尔翻阅清代大学者俞曲园的《春在堂随笔》，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惟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
文中的“摄政睿亲王”即多尔衮，而这位春在堂主人即一代红学大师俞平伯的曾祖父。
作为野史，这中间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但我却希望它是真的，我宁愿史可法不是一个文章高手，而是站在扬州城楼上苦心孤诣的督师辅臣。诚如是，则我在上文中的有些说法就无法立足了。
我真诚地希望春在堂主人的记载是千秋史笔。(本文来源：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