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忙不迭地答应下来，只要能够度过这一关，什么都好说。
当天，桓温便唤来常璩，提出要上表朝廷，放他入朝为官。
常璩作为汉臣之时，就心向晋室，如今得知能够前往自己向往的建康，欣喜不已，他一口应下，于次日乘船东出。
见桓温放逐了常璩，司马兴男这才消了气，又记挂起了远在成都的桓熙，没少拿这事数落桓温。
初秋时节，蜀中传来捷报，桓熙平定叛乱，益州就此安宁，桓温为之大喜，而建康诸公得知消息，如丧考妣。
在伐蜀的始末为世人所知后，桓熙雏凤之名越发响亮。
一个桓温就已经让公卿们头疼，而桓熙之才，只怕不下其父，一想到将来要受制于桓家父子，谁又能够笑得出来。
而与桓家联姻的谢氏，若不是豫州刺史谢尚曾为会稽王友，是司马昱的心腹，只怕朝廷就要出手打击陈郡谢氏，分其权力。
只是等将来谢尚亡故，将由谁来接替其职，还是会有一场风波。
桓熙对于荆、扬纠纷置若罔闻，他在一心治理蜀地。
入蜀之前，袁乔就向桓温指出，益州富饶，诸葛武侯以一州之地，能够抗衡中夏。
而桓熙也曾建议桓温，取蜀中财富，用于北伐。
但在李寿、李势父子多年的竭泽而渔之下，此时的益州，比之蜀汉末年的状况，犹有过之。
蜀汉末年，益州疲敝，在无法增加租税的情况下，只得不断加铸小钱，面值不变，但含铜量却是一降再降。
先主刘备在府库空虚时所铸的直百五铢，其重量从最初的8-9克，到武侯北伐期间的2-3克，而蜀汉晚期更是相继减为1.4克、1克、0.6克，直至亡国前，一枚直百五铢仅为0.4克。
当然，这终究比不过孙权对民众敲骨吸髓的大泉一千、大泉二千、甚至是大泉五千。
所谓大泉一千，仅一枚，虚值就高达一千枚五铢钱，但其实际价值仅为3.2枚五铢钱。
李寿入主益州之后，由于与晋室连年交战，加之其人穷奢极欲，财政无以为继，只能效仿旧制，改铸小钱。
这也造成了如今益州经济上的烂摊子。
现在的益州，所流通的正是李寿在汉兴元年所铸的汉兴钱，其重仅为1克。
虽然汉兴钱开创了年号钱的先河，但随着成汉覆灭，这种钱币自然要退出历史舞台。
东晋的币制同样混乱不堪，早在西晋之时，朝廷就以曹魏旧钱通行，而不另铸新币。
到了东晋，依旧没有统一的币制，各地大行私铸之风，其中尤以王敦麾下参军沈充所铸的沈郎钱最为知名。
但地方私铸货币，标准不一，难免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
如今桓熙治蜀，自然打算另铸新币。
他召集匠人，在成都城外修建造铸币厂，铸造五铢钱。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九月十四，第一批新钱出炉，桓熙与定西幕府长史郗超一同前往铸币厂视察。
铸币小吏为桓熙奉上一千枚新钱，虽然此前已经称过了重量，但他还是提心吊胆。
桓熙有言在先，每一千文，需重四斤二两，若是出了差错，便要将他治罪。
“府君，这里正是新出炉的一千枚新钱，还请府君细数。”
桓熙闻言颔首，当即让随他前来的小吏上前清点，不久，小吏回禀道：
“府君，正是千枚，不多不少。”
“称重吧。”
桓熙吩咐道。
小吏应诺一声，当即为新钱称重，郗超凑上前去察看，回头笑道:
“主公，确实是四斤二两，分毫不差。”
铸币小吏不禁松了口气，桓熙夸赞道：
“你做得很好，我不会吝惜赏赐。”
小吏大喜，连忙谢恩。
桓熙摸出其中一枚，钱上刻着永和二字，永和既是当今天子的年号，也是新币的名字，即为永和五铢。
自桓熙验收过后，城外的铸币厂日夜赶工。
当永和五铢被大量生产之后，桓熙终于颁布政令，废除成汉旧币汉兴钱，在蜀地专以永和五铢通行。
同时在各县开设兑换处，供民众以旧币的实际价值兑取新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