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揣着平戎策，与诸位大臣来到都堂。改制后，若说出现最大的变化，无非就是分工更加明确，政令也变得流畅，效率无形中提高，不必要的浮费逐一节省，但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都堂会议次数增加，更多大臣进入了决策圈，许多国家大事就是在都堂里草议出来的。
这个变化给郑朗增加了改革难度，但对未来，会起到巨大的良姓作用，只要这一制度能长久存在，并且真正成为制度，若再出现蔡京之流，想要专权不大可能了。
郑朗等大家坐下，对赵顼说道：“陛下，臣有两奏。”
“请奏。”
“臣一奏，为改善民生，臣进谏，以后计户等时，不得计百姓所养的任何家禽家畜，包括牛、马、羊、驼、驴、骡、豕、鱼、虾、鹿、獐、兔、鸡、鸭、鹅等等。”
王珪不解地问：“兔子也能养？”
“能养，牛马羊这些禽畜无一不是野生的，最后经人类训化饲养，渐渐训成家禽家畜。兔毛能做最好的皮领，能做毛笔，其实老百姓很早以前就开始养兔子，只是王学生不知道罢了。”
王珪真的不知道。
这个不重要，他又迟疑地说道：“那样，户等必进一步地下降。”
“不错，王学士，有没有看到百姓大牲畜的变化？”郑朗淡淡地问。以前税吏征税时，往往将所有家禽家畜作为百姓财产，然后编排户等级，有的小吏苛酷，导致一些百姓宁愿雇牛也不愿意养牛。雇牛耕地成本很高的，可税务更高。因此全国大牲畜一直紧缺。
郑朗南方大开发，一度使一匹上等牛价涨到十缗钱。
主要原因还是大牲畜太少。
还好，韩琦与欧阳修没有将这一制度破坏，大约这就是韩琦与欧阳修，同蔡京之间的区别，虽败坏了国家，但不忍心向老百姓下手。不过若是治平发展五年十年下来，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两人会怎么做呢？又不大好说。
政策保护得当，从西夏与契丹买来大批大牲口，指望能买来多少良马，是不大可能，但这些牲口用来拉车子，用来耕地，倒也没有多大问题。还是北方，现在北方大牲畜曰益增加，满足不了所有拉货物与耕地的需要，但最少满足了四分之三，欠缺已经不多。其次是南方，到仁宗末年起，牛价逐渐下跌，如今一头牛价格再度恢复到郑朗下江南时的牛价，特好的牛一头仅需四五缗钱，普通的仅需三缗钱，还缺，但最少能满足一半以上的需求，甚至能接近三分之二。
这是指牲畜的数量，带来的好处马上也可以看到。随着政令畅通，虽今年仍出现灾害，京城的米价一度跌破一斗六十文钱。江南谷价一度跌破一石三百文钱。一旦大量百姓从繁重的差役解脱出来，从事农业生产，粮价还会下降。
粮价便宜，百姓有的吃，国家就会平稳，兼并土地利润不多，兼并势头也会下降。
王珪额首，他也是一个保守派，多少对郑朗变法带来的搔动，有些反感，但不得不承认，郑朗乃是一等一的良吏。
郑朗又看着欧阳修说：“欧阳永叔，还记得我们为新商税的辨论？”
实际是争执。
郑朗为了有更多的人参与监督，提出一个条款，就是那条鼓励举报的奖罚制度。欧阳修写奏折，弹劾郑朗学习武则天，鼓励家奴诬蔑主人，导致天下纷纷。
朝会上郑朗没有与欧阳修争执，弄不好就成了廷辨，如今火拼欧阳修不值得，不是舍不得地位，还有一大摊事务没有解决呢。然后在都堂与欧阳修争论。
郑朗先说唐朝，唐朝重武轻文，由是一度疆域蔓延到高丽半岛大部分地区，东北最北的所在乃是鬼夷（堪察加半岛部族，曾派使者随唐高宗去泰山封禅，表示臣服，当然这个真不能当真），北到小海以北（贝加尔湖），西到河中大部，波斯（最远曾到伊拉克东部），南边包括大理，交趾全部。但宋朝能不能学习呢？
欧阳修说多数地区羁縻而己，不得利而伤民力财力。
郑朗又说也对，要那么大疆域做什么，不能完全统治，虚名虽佳，却未得实利，反而伤中原民力财力。但就是如此，葱岭以西唐朝大多数时候能控制吧，交趾全部控制住了吧，辽东沿海地区到汉水以北能控制住了吧？至少不是一个小小的党项人，就能威胁的。
这也是事实，比武功，宋朝能与唐朝相比吗？
郑朗又说，这是我朝之短，但我朝之长，乃是重内治，百姓富弼安宁，这个百姓非是士大夫，而是指天下所有百姓。因为重视百姓，所以取消部曲制，取消人口贩卖制度，在唐朝能讲以奴告主，在我朝，什么人能称为奴隶，难道陈执中家小婢死了，是应当打死的？为何官员纷纷弹劾陈执中？中庸之道，非是仅是平衡调控之道，还是包容之道，宽容之道。若是我有心，为何不从源头以张、件、个、支为单位计算，出售时必须持两处以张、件、个、支为单位的税单一道给客户，那么谁敢再逃税？
对普通商品那是不行的，比如粮食，难道真的一斤去称，或一粒粒去数，但对奢侈品却可以做到，就象茶叶，非是后世的炒茶，现在有炒茶，与后世炒茶相差不大了，但人不喜欢吃，皆是茶饼，茶饼就可以用张为单位，具体到每一单位，再标准货物的色泽、形状、大小，对客人出售，必须持具体的税单一道出售，想逃税更难。虽官吏会感到烦琐，商税却可能因此会增加一半以上，这肯定是值得的。
赵顼很奇怪地问了一句，为何？
郑朗答道，就是那样，还会有人逃税，真正有权有势的客人未必敢举报，举报了未必官员会审理，就是有监察司都不行。相反的，无权无势，却容易让一些宵小诬陷。所谓的奖励举报制度，仍是能警告为主，惩罚为辅，宽容为主，罚查为辅，刻意留下的空间，减少豪强大户的怨气，让他们稍稍配合。用了稍稍二字。制度也是如此，再严密的制度，执行它的还是人，只要是人，就有漏洞可钻。越烦琐，漏洞越多，未成福民之举，往往还成了苛民之举，往往越改百姓越苦。因此改革务必求简求易，那怕它有漏洞，也不能往烦琐上牵引。也能说它是妥协之举，同样也能说它是宽容包容之道。
这场争辨很有名气，在民间广为流传。
有些郑朗信徒甚至将它视为郑朗的儒家改革，与商鞅的法家改革之间重要区别所在。
欧阳修不答。
郑朗又说道：“其实此乃宽容之道。虽免役法给百姓带来许多实利方便，可执行不力，往往多少有许多忧民现象。自实行至今，仍然有争论之声，正是如此。对于一等户，虽略多征，然征得实际并不多，真正征收免役钱的主体力量是二三等户，包括大部分四等户。若去掉所有家禽家畜不计，会出现什么局面？”
赵顼立即说道：“郑公是指以后征只能征四等上户？”
“陛下英明，正是此意，”郑朗道。以前算财产，主要是房屋、作坊、店铺、田地，这是大头，还有家中的牲畜家禽，树木，器具等一起计算在内的。有的百姓在苛薄之下，于是将树木一起砍伐，不养家禽，不养牛马，用来“降低”自己的财产。禽畜对于一二等户来说无所谓，但对于四等户来说却十分重要，就差那么几只鸡，就成了四等户征免役钱户，少了那几只鸡，就成了免征免役钱的五等户。现在一起不计入进去，那么只能是四等以上户，才能有能力交纳免役钱。
地方还有一些官吏会胡来，不过整个免役钱乃是平衡的，国家从未指望过得到免役钱，大不了富州匀一点给贫困州府，苛征意义不大。这一点很重要，成了与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本质取别。
一旦不计所有家禽家畜，那么四等户，特别是四等农民户，财产会严重“缩水”，也就逃过了这个免役钱。当然，好处有很多的，那么养殖业会更发达，不可能指望现在出现什么养猪场，养鸡场，技术制约了，大规模的养殖业，最大的难题鸡瘟猪瘟首先就无法解决，尽管用石灰消毒方法自郑朗去太平州后就一直在推广。但许多人家会养几头猪，几十只小鸡，补助家用，养的人多了，价格也便宜下来，能食用的百姓会更多。不管怎么说，这还是在宋朝，百姓很少能食肉，以致许多百姓得了青芒眼，也就是到晚上看不到东西的那种疾病。
郑朗继续说道：“臣之所以提出此议，乃是各地陆续裁去大量差役，包括厢兵，各种弓箭手、义勇、壮丁，将他们释放出来，让他们再度从事农业生产。本来我是想再度增加一些免役州府，向边境向那些最贫困州府扩大，使免役法让更多的州府百姓受益。仍因诸位臣工反对，裁减数量减少，此计划不能执行了。因此，臣索姓提议，将所有家禽不计入财产，以免让百姓进一步的休生养息。好的朝政，乃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对赵佶估计是多半讲不通，但对赵顼能讲得通，赵顼思索一会说道：“是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才能稳定，郑公，准奏。”
郑朗又说道：“臣二奏，请求司马光率一些官员下去清查八州隐田。”
“不妥，如今军队再度改制，天下汹汹，不可再生事，”欧阳修反驳道。
“永叔，稍等，请看完我的奏折后，我再向你解释。”郑朗说完，将手中奏折呈给赵顼，赵顼看完后，递给曾公亮。
一个个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