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西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读书，宋真宗大中祥符8年（西元1015年）进士及第，开始了宦游生涯。他在当地方官时，很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尤其是在陕西前线率领军队遏制了西夏攻势，声望越来越高。宋仁宗天圣6年（西元1028年），上书言朝廷得失，民间利病，为晏殊荐为秘阁校理。景祐2年（西元1035年）权知开封府，当时舆论认为“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祐3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书讥切时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吕夷简。为此范仲淹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被罢去权知开封府事。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时，挺身而出对他表示支持的，有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一批位居馆阁清要职并以文学知名的人士。庆历3年（西元1043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遂于这年3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7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这1班朝臣中，当时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他们立即拿出1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于是在1片改革呼声中，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3年9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
在所有的变法者中，范仲淹是我最喜欢的1位。对于范仲淹及欧阳修、富弼、韩琦等“庆历新政”改革者的人格、品德及才华我都十分敬佩。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我深以为然。范仲淹的才华自不用说，写有著名的《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范仲淹在答梅尧臣的《灵乌赋》中强调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更是彰显了古代士大夫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人如其文，范仲淹一生确是勤奋，正直，为国为民的一生。与唐朝主持永贞革新的王叔文投机取巧，急于升官截然不同，范仲淹从来不以个人升迁为第一目的。这1点被誉为“三光”的3件事足以证明。第1件是劝退风波。仁宗天圣7年，即西元1029年，刚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书请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还政给仁宗，结果贬范仲淹为河中府通判。第2件是废后风波。仁宗明道2年，即西元1033年，仁宗皇帝要把郭皇后废掉。宰相吕夷简双手赞成仁宗废黜郭后，而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则直言极谏，不让仁宗离婚，最终仁宗被烦的受不了，把范仲淹贬知睦州。范仲淹和吕夷简也由此反目成仇。第3件是朋党风波。仁宗景祐3年，即西元1037年，吕夷简对仁宗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听了，很不开心，连上4论，分别是《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4论内容“大抵讥指时政”。并上“百官图”，指责吕夷简“任人不当，以私枉法”，被吕夷简斥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贬知饶州。对君主，是明知被贬也敢直言犯上，还是曲意奉承，这是居高位者品德高尚与卑劣的重要区别。对待百姓范仲淹也是真诚的关爱，他曾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公积金，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对婚丧嫁娶也均有资助（有俸禄的官员除外）。也许细节更能说明问题。范仲淹担任邠州地方官时，有1天闲暇无事，带同僚属下登上高楼，设置酒宴，还没有举杯饮酒，看到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在营造下葬的器具，不但没生气，而且急忙派人去询问他们。原来是1个客居在邠州的读书人死了，准备埋葬在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还没有着落。范仲淹听后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并给丧家1笔可观的钱，让他们办完丧事。参加宴会的客人中间有的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而范仲淹自己一生勤俭节维，到死时积蓄已尽，1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范仲淹的种种德行善举感动天下，全国百姓视范仲淹为圣贤而敬之。范仲淹升官时，老百姓都高兴，为了表示庆祝，家家买酒喝，没钱借钱也要买。范仲淹死时，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
说了范仲淹这么多好话，只想证明1点，范仲淹与其他改革者一心或为自己升官发财或为实现自己权利抱负不一样，他主导改革是真心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事。看1下他的改革措施。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㈡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1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20年，1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这样1个接1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㈢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㈣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㈤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1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㈥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1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3个季度的时光务农，1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1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㈧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㈨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㈩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1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1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这些政策整体上、长期看确实是有利于国也有利于民。而且，有别于王安石为了变法不择手段，令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庆历新政所用大都是君子，如富弼、苏舜钦、欧阳修、胡瑗、孙复、张方平、狄青、种世衡、李觏、许元，《丞相范忠宣公》记：“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绝对合乎史实。
一群为国为民的贤士，制定了1系列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在得到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普遍支持与期待，“天下翘首以望太平”的情况下，推行的革新却仅仅1年左右就昙花一现地夭折了。失败的直接原因看似是权贵阶层的反扑。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评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1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1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辣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5年初，1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庆历新政失败。
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过于简单了。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庆历新政失败的真正原因是极大地触犯了相当部分百姓的利益而又没对其他大部分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具体分析有以下原因：
一是对相当大1部分百姓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庆历新政主要是进行吏治整顿，三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是士人、官僚和读书人利益。整个士人、官僚和全天下读书人这绝对不能算是极少数人，否则也不会有朝廷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1片的情况。吏治是必须整顿，但那么急、那么快、那么随意，令90%以上公务员没有任何缓冲和准备的情况下立即丢官，让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顿时减少90%，使全天下读书人1下看不到希望，社会怎么稳定。我很不同意，一说到百姓就专指穷人、农民、草根，穷人、农民、草根固然是中国百姓的大部分，但士人（知识分子）、富人、精英就不是百姓的1部分吗？百姓既包括全体封建主义劳动者、封建主义事业建设者也包括拥护封建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大宋王朝统一的爱国者。但是改革者们为了快速地推进改革，往往借口改革总要有人牲牺，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中1部分百姓的利益。比如说，取消奥数。奥数应不应该取消不作讨论，暂且认为应取消吧。1些省，原本奥数获奖者，高考加分，突然说取消就取消。那些从高一甚至小学就开始主攻奥数而减少其他课目学习的高三学生怎么办？总要给个一两年缓冲。朱鎔基总理以前主导工人下岗分流，就做好了他们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衔接。否则，随随便便牺牲上亿工人利益，那安定团结就不要想要了。稳定永远是大局。
二是其他老百姓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最可能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厚农桑”等措施并未实施。明黜陟、抑侥幸、择长官虽然很有必要。但如何对官员进行考核，范仲淹做得简单粗暴，把当时地方高级官员名单拿过来一看，认为不合适的一律红笔一勾，就算撤职了。富弼对范仲淹道：“你这样随便一勾容易，可知道人家1大家人都要哭啦。”范仲淹回答的气贯长虹。他说：“1家哭总比1路哭强吧。”问题在于，范仲淹和派往各地考查干部的钦差，考核干部都没有一个标准，把哪些人勾掉，哪些人不勾掉，全凭个人感觉好恶，那就未必真正能做到庸者下，能者上。连包青天就都上奏《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很能说明问题。均公田实际上是高薪养廉，如果不建立起1套有效的普遍的民主监督机制和透明的惩办机制，只会高薪养贪。当然，这种有效的监督和惩办机制的建立，对于范仲淹来说，是1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减徭役，减了几个县邑能省多少徭役？而且对当时害民不轻的募役法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精贡举改得也不深入不彻底。加上改革时间又实在太短，改革成果还没显现就结束了，总之广大老百姓没有从庆历革新中受到多少利益。当然这些范仲淹是不能控制或超出能力范围了。
三是急功近利。庆历3年(西元1043年)9月底，本来范仲淹还没准备好，也许仁宗求治心切，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艰难吧，特地打开天章阁再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天章阁是保存皇帝手稿的禁地，以前从未在此接见大臣，可谓礼遇空前。在天章阁，焦急的仁宗赐他们坐在自己对面，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亲手将纸笔递交给这几位，催促他们写出方案。过了几天，仁宗又亲笔写下手诏，催他们快办。这场改革的方案就这样在仁宗皇帝急切催促下写就。方案刚刚拟定之后，没有经过认真研究，没有充分做好事前准务，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就下诏颁布实行。对施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少问题，如州县官吏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各衙门的正常秩序被破坏，官吏竟相争官等，因没有思想准备而不能采取措施加以应变。这种主张速变的改革，缺少一个按部就班、切实推行的条理。改革的成功，依赖于上轨道之社会基础的支持，而这种社会基础的培养绝不是1朝1夕就能完成的。范仲淹把改革变成1个手段，希图借此促进理想社会基础的建设，不能不说是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这种缺乏统筹全局的改革，一时政令频出，大大超出社会所能承受限度；政令的仓促出台也难免彼此间不相一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在破坏旧制的同时，不能立刻提出可行的建设方案，开始一厢情愿所设计的体系往往同现实不相吻合。于是，在破坏和建设中间容易出现社会秩序的失控状态。
四是党同伐异，有害于国。内侍蓝元震上书：“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四人得时”，“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他们的说法。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1党，怯懦的人也自为1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欧阳修更是写了1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其实没有哪1党1派不说自己是君子的，而且既然结党，必有私利，党派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私性和排他性。王夫之在《宋论》中评论庆历新政时，直接指责范仲淹引发的党争风潮，开宋代党争之渐，导致了北宋灭亡。
庆历革新再1次证明，能够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搏得社会各阶层的理解和赏识，是变法取得成功的不可否缺的关键因素。做不到这1点，哪怕贤德如范仲淹也很难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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