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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神道教是在日本民族固有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神道”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易经》一书，文中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描述；而日本最早使用“神道”，则见于第三十一代用明天皇即位前纪《日本书纪?用明天皇》条。该条称：“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同时该书在三十六代孝德天皇即位前纪《孝德天皇》条中有“尊佛法轻神道”的说法。在《日本书纪》的诏文注解中，也有所谓“惟神道，谓随神道，亦自有神道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指的神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神道，而是相对于从中国传去的佛教，其原来固有的信仰、礼仪的统称。
现在普遍认为，神道是产生于日本民族中间的融合儒、佛、道教的有些理论和教义，并是在它们影响之下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固有的宗教。是基于日本民族传统的祭祀神祇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精神行为，一种广泛的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
1原始神道
1.1宗教的萌芽
日本位于亚洲最东部，被浩瀚无际的大海所环绕，在远古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处于孤立之境。根据考古发现，大约在一万多年以前，日本处于旧石器时代。前一万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绳纹文化）。从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证明，原始人由于自然力的束缚，把许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作为崇拜的偶像，随着文明的发展，日本列岛上的先民们持有的对自然和祖灵的敬畏观念逐步形成信仰体系，这便是原始的宗教信仰。它在本质上而言是远古时期人民将支配着自己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用幻想的方式加以表述的产物，是作为神道教的前驱的。如神道教传说中所崇拜的日神、月神、海神、草神、山神、土神、木神、雷神、八岐大蛇等，很可能与当时对日、月、海、草、山、木、土、雷电、蛇的原始崇拜有关。神道教的主神天照大神是位女神，这也是由于当时处于母系氏族，女性处于领导地位，所以才会出现女神崇拜，这是由于日本所处的社会时期所决定的。
在当时，日本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其中“山岳信仰”对后世神道教的影响最大。日本列岛上特殊的地理、地貌变迁造就的许多险峻的孤峰、活跃的火山、频发的地震以及茂密的山林给巍峨的山岳平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原始人生息的地域，巍峨雄伟的高山本身就被视为圣域，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像奈良的三轮山，千百年来流传着“大神神社祭”，而这神社是以山体作为大神的殿堂的；还有以喷涌温泉的岩石为神社本体的出羽汤殿山，以山麓祭祀为主的马场山神社遗迹也都是“山既是神灵”的同构状态。至于有着日本“圣岳”美称的富士山和各地追尊的“某某富士”，都说明了山岳崇拜在日本宗教萌芽时期的重要位置。日本气候温暖湿润，山岳自古以来就被茂密的树木覆盖，作为山岳崇拜场所的圣地往往就在森林之中。而茂密森林里迎接神灵下凡的处所“磐境”，就是神社的雏形。《万叶集》里将神社训读为“森”，也说明神道祭祀的起点之一是山林。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原始神道以山岳为崇拜对象的特征。
与山岳崇拜同时还存在对动物、植物的崇拜以及与之相关的图腾崇拜。绳纹时代的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多种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器物，其中除开人像外，最典型的是蛇形器物。今天的学者大多将其推定为：在尚无文字的史前时期，先民们将蛇这种可怕的动物看作是某种“神灵”。而能够破除妖孽的神人则是真正的英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都有素盏斩蛇的故事。《古事记》的作者还鲜明生动的描述了八岐大蛇的形象：“它有着鲜红如酸浆果般的眼睛，八头八尾的身躯，巨大的杉树都可以在其躯干上生长，身子的长度能够横亘八条溪谷。当时人们将它作为凶恶的水神而倍加崇敬。”
与动植物崇拜相联系的是图腾崇拜的种种表现。图腾在印第安土著中是亲属、亲友的意思。但在日本，这时候神道教的崇拜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崇拜，它已经开始升级到具体的实物崇拜中来了，例如将蛇这一类的动物作为自己特定的祖先崇拜，这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扭曲反应。日本学者对神话的研究结果表明：原始日本人的社会，应该存在对图腾崇拜的氏族或部落。在日本神话里，残留着许多图腾崇拜的痕迹，这表明人类已经开始不断的象前进步了。
进入绳纹时代后，日本的原始居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与大自然深入接触，智力水平的认识能力较之过去有了较大发展。他们一方面把梦境和现实、生存与死亡混同起来，滋生出朴素的灵魂观念并朝着祖先崇拜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用“以己度物”的思想方式认识所处的自然环境，结果只能得出“万物有灵”的结果。灵魂观念和万物有灵的世界观直接作用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在绳纹中期以后的遗址里，出现了大批塑造的较为成型的既非生产也非生活直接需要的土偶，其数量之多，几乎和生活用品不相上下，这显然是精神生活所必需的物品。由此可以推定：灵魂信仰在绳纹时代是普遍存在着的。
灵魂信仰又直接导致了对亡故先人的祭祀活动。祖先崇拜是对氏族首领、部落首领灵魂的崇拜，也是多神教走向一神教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不同血缘集团对自身“氏神”的膜拜，正是原始神道教的核心。
1.2祭祀
神道教最初形成于公元前2-3世纪。在进入弥生时代后，水稻种植和铁器开始使用，形成了以农耕为中心的经济。这时候日本人建立了定居的共同体，过着农耕生活。在这种共同体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的祭场上，形成了神道教。它最初形成的标志便是古代祭祀的形成。
祭祀源于原始社会后期，是原始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主要是通过供奉礼品的方式献祭祈求神灵保佑。早期的祭祀活动并无专人主持，后来仪式渐渐复杂，遂产生了具有“通神能力”的专职人员作为神与人的中介，传达神谕。进入阶级社会后，早期的祭祀活动渐渐稳定下来，并依照不同目的和对象衍生出“感谢神灵的恩惠域赐予”、“向神灵传达生活中的祈祷和祝愿”以及“为抚慰而招迎神灵”等多种相互关联的祭祀活动。
就祭祀具体的形成过程，可以从《古事记》及《日本书纪》所记载的传说中看出端倪：开始时，由于人们慑服于自然力，感到它具有无比的恐怖性和神圣性，将其尊为神。并将它们当中具有灵力、咒力、感情、意志的东西，作为主要尊崇的对象，进入农耕生活为中心的血缘社会后，由于对家长及氏族首领的尊敬，在他们死后将其尊为氏神。也有将某一职业集团的祖师、某一地域的开拓者尊为神的，这种神被称为“命”。对于这些神，开始时人们由于敬畏、恐惧而祭祀它们。后来这些与神有关的某些社会集团，以尊敬的心情祭祀它们。进而又为了祈求得到它们的保佑和恩惠而祭祀他们。甚至为了预测未来而问神，于是产生了鹿卜、石卜、琴卜等卜术。《三国?魏志?倭人志》里就记载有倭人“灼骨而卜”。随着时间的推延，祭祀逐渐增加了它的神圣性与宗教性。按照远古日本人的理解，神灵高居在天上，并会根据需要降临人间。所以，为了感谢善神，迎接其降临，就必须建造专门的禁地和神坛。这种迎接神的场所，最终演化成神社的原形——“盘座”和“盘境”。并随着祭祀形式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祭祀的神社。
对于祭祀的形式，可以从古坟时代留下的众多祭祀的遗迹去追寻它的痕迹。例如奈良的三轮山山麓的大神神社祭祀遗址、玄海滩孤岛冲之岛宗像神社的冲津宫祭祀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祭祀用土陶器和玉器、石制礼器，它们大多是用于“感激神的恩典”。与此同时，早期日本人心中也产生了“驾御自然”的愿望，于是便演化出“像神灵传达生活中的祈祷和祝愿”的尝试。尤其是当采集经济向大规模农业生产过渡后，期盼丰收的祭祀逐渐成为祭祀活动中心内容。
由于祭祀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空前提高，专门从事祭祀的祭司地位上升，终于取代了远古时期的巫师，成为集宗教礼仪与世俗政治权利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三国?魏志?倭人志》对邪马台国的描述中，女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弟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足见神权与王权合一时期的至上统治地位。随着大和朝廷的统一过程，主管祭祀的天皇家族终于登上了日本政治的顶峰。这也是日本文化中宗教含量偏高的原因。
日本的祭祀经过千百年的传承，成为“祭”这一神道独具特色的礼仪。我们观察今天的“祭”，仍然可以看到其中混杂着日本早期民族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浮光掠影，无论是神社盛大的庆典，还是居家神棚上供奉的神肴，都隐含着原始宗教祭祀的要素，历史已经将古代祭祀的影子凝聚到现代日本文明独特的表现形式之中。
1.3神社神道
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当日本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时，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要加强对人们的精神控制。而宗教则是实现对人们精神控制的最好的途径，所以这个时期神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第十代崇神天皇和十一代垂仁天皇时修建了伊势神宫。在这之前，天皇是在宫中祭祀天照大神，与神器共居宫中，“同殿共床”的。5世纪中期，由于瘟疫及农民起义，天下不太平，被假托为天神不愿与人神共居宫中，天皇才迁出，而原来的宫殿几经变化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伊势神宫。
伊势神宫最初建在大和笠缝邑，后来迁到了伊势国五十铃川上之地，称伊势神宫，由内宫和外宫组成。内宫是用于祭祀天照大神，称天皇大神宫；外宫是祭祀五谷神的，称丰受大神宫。内外宫围绕板墙等四层，内宫正殿建筑称作“唯一神明造”，其特征是正面三间，是由原木柱支持芭茅茸人字形屋顶的高台式木造建筑，前面设台阶，四周围木栏，侧面两间具平面形，全部建筑不涂色，保持木材的原色，给人一种自然、朴素和安定的感觉。据《古事记》传说，崇武天皇之世，“妹封钮比卖命斋祭于伊势之大神宫”；垂仁天皇命“倭比卖命祭于伊势的大神宫”。
在这个时期较古的神社还有：岛根出云大社、奈良石上神社、长野诹访神社、茨城鹿岛神社等神社建筑群。
神道思想的发展与天皇作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最高权威这一现实是有巨大联系的。646年，多气、度会两郡被定为伊势神宫的神领。天武天皇时，伊势神宫的斋宫制、式年迁宫制等制度逐渐完备起来，祭祀逐渐国家化、定型化。随着国家律令制度的逐渐完备，在701年的《大宝律令》和718年的《养老律令》中，在设置太政官、下辖三局、八省的同时，设置了神祇官。
神祇官作为直接隶属于天皇的宗教官吏，可以不受中央行政官吏的干涉和影响，是东亚各国中日本独有的官职。根据《官位令》，神祇官有神祇伯、神祇大副、神祇少副、神祇大佑、神祇少佑、神祇大史、神祇少史，另外尚有大宰主神。神祇官的职责，在《神祇令》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凡天神地祇者，神祇官皆依常典祭之”。具体而言，神祇官主要是主祭除天皇亲祭外的祭祀，调度各种祭祀活动及对各地方神社进行联络和协调。同时还管理着神祇、祭祀及大常祭、中祭及各种小祭的祭仪之轻重，各神社的等级差别。在神祇官处建立有登记神社名称的“官社帐”。天皇通过神祇官，牢牢地掌握着全国的祭祀权。
同时，可以反映当时神祇制度基础雄厚的是804年由伊势神宫向神祇官提交的《皇太神宫仪式帐》、《止田气宫仪式帐》，里面详细地记载了神宫镇座的传承、殿舍、规定的神事、装束、神宝、式年迁宫制、所管社、职员、神郡、神田、奉币、年中行事等规定。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神祇制度已经相当的完备和确定。许多制度已经延续到了现代的神宫。806年的文书《新抄格赦符抄》中，记载着当时神封4870户。神祇制度基础雄厚可见一斑。927年完成的《延喜式》里，记载中当时全国有2861处3132座参与班币的神社。后来由于经济衰退、朝纲松弛，奉币的神社减少。从1039年起，定为伊势、石清水、贺茂上下、松尾、平野、稻贺、春日（以上为上七社）、大原野、大神、石上、大和、广濑、龙田、住吉（以上称中七社）、日吉、梅宫、吉田、广田、祇园、北野、丹生、贵船（以上称下八社）等22社。这种22社制度一直延续到室町时代中期。
这个时期，虽然神道教在形式上越来越完备，也已经形成了地区的特点，但没有理论内容，尚未形成不同的流派。把此时以前的神道教，统称为“原始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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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教形成——依附于佛教的神道教
进入奈良、平安时代以后，日本佛教有了飞速的发展。而此时日本原有的原始神道作为一种基于深藏于人民的朴素而正直的心灵中的信仰，其本身并没有深远的理论和教义，这就自然不能和佛教一样能适应国家宗教统治的需要。但是，又由于这种信仰在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国家又不能随意将其舍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神道教开始了一场由传统信仰向宗教转变的历程。
神道的宗教化，始于大化改新后的天智、天武两天皇时代，经过奈良时代诸天皇的推进，至平安时代正式形成。这个时期也是日本以儒学思想为指导的律令制形成和佛教的传播进行的阶段。
神道的宗教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社会上层为了维护王权，对固有的神祇信仰和有关这方面的民间传说加以整理，使其系统化、体制化，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所谓“日本神代史”。神代史虽然没有深刻的理论，但是它却通过生动的描述，表达了古代日本人丰富的思想；两一方面，随着佛教的深入民间，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逐渐将两者开始结合，形成所谓的“神佛融合”。
2.1“日本神代史”
日本神代史分别载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本古籍中。《古事记》完成于712年，《日本书纪》完成于720年。当时的日本，天皇的统治正处于鼎盛期，因此上层社会对神代史的整理和编撰完成是为天皇的统治寻找根据的。神代史自始至终贯穿着日本独自的神观念、神统谱、政治观和国家观，它主要叙述了神创造了日本国土和神孙治理国土的历史。神代史说，最早有伊耶那岐（伊奘诺），伊耶那美（伊奘冉）男女二神，经过多次的交合，先后创造了淡路岛、四国、隐岐岛、筑紫岛（九州）、壹岐岛、津岛（对马）、佐渡岛、大倭丰秋岛（本州）等“八大州”，接着又创造了岛国的山川、草木。伊耶那岐、伊耶那美接着又生育了许多天神。这些神居住的地方叫做“高天原”。在高天原聚集着八百万天神。众神的首领是伊耶那岐最后生的天照大神。她是太阳之神。在天照大神统治下的高天原，男耕女织，秩序井然，社会安定。后来，天照大神的弟弟须左之男命（又称素戈鸣尊）来到高天原探望姐姐。须左之男命是一个目无秩序的神，自他来到高天原后，胡作非为，不断制造事端，毁坏田埂、填塞沟渠、杀死斑狗、吓死了正在纺织的织女，引起了众神的愤怒。这使天照大神十分生气，不愿意再看到她的弟弟，便把自己关在用岩石建筑的天宫里，结果使天国陷入黑暗。为了重现高天原的光明和秩序，经八百万神共同议定，在天照大神的宫殿前举行盛大的宴会，女神的狂物和男神们的欢笑，引起了天照大神的好奇，她偷偷地打开岩门，从门缝窥视宫殿前的情景。就在这一瞬间，一位力大无比的男神推开了岩门，众神便趁势把天照大神从宫内拉了出来，高天原又重现了光明。众神在恢复高天原的光明后，立即对须左之男命实行处罚，切掉了他的胡须，拔掉了他的手脚指甲盖，然后将其驱逐出高天原。被放逐出高天原的须左之男命，降到了出云地方，成为该地的统治者。后来，须左之男命将国土统治权交给了能干、诚实的儿子大国主神，势力不断的扩大。须左之男命系的神以出云为据点，不断扩大势力的行动，与天照大神发生了矛盾。天照大神认为“苇原中国本是属于我的”。多次派神到出云地方，以神威和武力，迫使大国主神及其子嗣代主命让出国土。
获知大国主神父子同意让出国土后，天照大神决定派儿子天忍穗耳尊去治理地上的岛国。但因其子年事已高，又恰逢其孙琼琼柞尊诞生，于是改变主意，决定派其孙子下降。琼琼柞尊即将由天而降去治理他的领国的时候，天照大神交给他三件宝物，即八尺勾玉、神镜、草雉之剑。这就是后来成为历代天皇标榜正统的神器。以作为母神授权治理“苇原瑞穗国”的皇位的象征。天照大神对他说：
“苇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国，是吾子孙可王之地也。宜尔皇孙就而治焉、行矣。室阼之隆，当与天让无穷矣。”（《日本书纪》卷2）
于是，天孙琼琼柞尊降临到了“苇原瑞穗国”。日本天皇的系谱也由此开始。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朝廷通过以传统信仰和传说为基础的神代史的编纂，把天皇纳入了天照大神——神孙琼琼柞尊——天皇的神统系谱，为“天皇是神”制造了根据。神代史中的诸神，后来成为古代神道乃至后世神道的神社制的基础，其中的大多均成为中央的地方神社的祭祀神。如天照大神不但在古代，而且在近代也被作为最高神予以祭祀，供奉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也成为中央神社，朝廷派未婚的皇女为斋官。
2.2“神佛融合”
与神代史的编纂是由朝廷主持的不同，“神佛融合”是从社会下层，从地方上自发发生的。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初，由于社会上层贵族之间存在着矛盾，于是他们彼此间通过“尊佛”与“排佛”问题将彼此的冲突激化甚至公开化。而事实上，佛教越是向民间，向地方上传播，其与传统神祇信仰间的矛盾越是淡化，终于导致彼此接近，互相融合。
佛教之所以能够与日本传统神道教融合的如此之快，除了它本身的教义和宣传方式等方面迎合政治的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它与神道教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因为：两者都不是排斥它神的一神教，他们在教义上都是能够容纳许多神的多神教。佛教中称为“诸天”的天神，如梵天、帝释天、持国天、增长天、广目天、多闻天、毗沙门天、金刚力士、十二天将、八部众、大黑天、吉祥天等等。他们分别担任守护佛教的责任。而日本在刚开始接触佛教的时候，将这些神相应的作为固有的神祇。在祈求方式上，两者都带有咒术特性，而且他们所祈求的目的也都是着眼于现世利益的。如干旱的时候乞雨；地震、火山爆发时，祈求平安；遇到瘟疫疾病流行、火灾、盗贼的时候则是祈求免灾等等。.随着神社的出现和神的人格化，神、佛之间的表面差异日渐缩小。
佛教传入之初，虽然出现了崇佛、排佛的抗争，可是在此后的历史时期内，天皇和各氏族在神佛之间并没有单纯的赞赏一方而排斥另一方，而是采取相互容纳的态度，为两者的接近创造了条件。而且统治者为了自己需要，也就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将新的思想与人们固有的东西相结合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因为大多数的神佛思想都是为统治者禁锢人们的思想而得到大力发展的。
神佛融合的最初表现形式是神宫寺。神宫寺实际上是神宫与寺的结合体。从资料可知，最早的神宫寺建于7世纪中叶，可是真正开始建造神宫寺是在8~9世纪。8世纪时，越前、若狭、丰前、肥前、常陆、伊势、近江、下野、大和、山城等地出现了神宫寺。9世纪时，建神宫寺的地域更为扩大，如筑前、山城、尾张、能登、出羽等地。
神宫寺是为神道教吸收佛教理论而创建的。神宫寺出现以后神佛融合更近了一步，这时在神前念佛的传统开始出现。以往神社祭神时，都在神前朗读祈祷文，称为祝词。朗读祝词者仅限于少数神职人员。据《延喜式》记载，中央祭祀由斋部氏或中臣氏宣读祝词，四时祭由神部“依常例而宣之”。再则，祝词格式固定、单调。而佛经的颂念，不但僧侣念，信徒也念，而且佛经种类多，内容又丰富，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经文。因此，随着“神”的信奉佛法，佛经自然也会引起“神”的喜欢。佛经便毫无阻力的进入了神宫寺和神社。据统计，从715~878年间，在神前颂念的佛经共有22例，计有：
《最胜王经》1例
《法华经》4例
《大般若经》4例
《一切经》2例
《金刚般若经》6例
《大安乐经》1例
《金光明经》1例
《维摩诘所说经》1例
《般若心经》2例
与此同时，重大的佛寺活动，都要通报神社和“神”，并获得“神”的认可。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塑造奈良庐社那铜佛像。据《太神宫诸杂事》载，圣武天皇设想建设大佛像之初，即741年11月3日，就派遣右大臣桔诸兄去伊势神宫祈愿。并在建造过程中不断的奉币。同年11月，天皇将“大神朝臣”的之姓持赐予九州八幡大神宫的大神杜女、神司大神田麻吕二人。不久，八幡大神宫传来消息说，八幡大神已经托梦给大神杜女，表示支持东大寺铜佛像的塑造。为此，朝廷举行了大规模的迎接“神托”的活动。八幡大神的所谓“神托”无疑是虚构的。但是，借神托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活动，取得的宣传效果和造成的深远影响是难以用简单的语言描述的。
自八幡大神支持奈良东大寺铜佛像活动以后，神佛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八幡大神成了佛和寺院的守护神。东大寺庐社那佛像落成以后，为了守护佛像，特意在东大寺旁建造了镇守八幡宫。此时，八幡神被称为“八幡大菩萨”、“大自在菩萨”、“护国灵验威力神通大自在菩萨”，八幡宫也被称为“八幡菩萨宫”。“大自在菩萨”之称源于《自在王菩萨经》，“护国灵验威力神通大自在菩萨”则源于《华严经》和《法华经》。
通过如上的神佛接近、融合，古代神道教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平安时代中、后期出现的本地垂迹思想，是古代神道的最早的主要理论之一。
2.3“本地垂迹”
本地垂迹思想实际上就是神佛一体思想。它利用佛教的释伽现身、普度众生的思想来解释日本历来崇拜的神。如《藤原武智靡传》、《多度神宫神宫寺伽蓝缘起咨财帐》里，有“神是依靠宿业而成为神，而还要求得从神身上升到佛的境界”的说法，认为“佛远比神位优，虽然神比人上位，但与人一样有烦恼，是众生之一，为了摆脱苦恼需求佛法之普渡”。佛教认为佛陀（本地）为拯救众生而降临人间，他的化身就是释伽摩尼（垂迹）。本地垂迹思想则推而广之，认为日本的神是菩萨的化身。佛陀化身为日本本土神。所以说佛是神的“本地”，神是佛的“垂迹”。在平安时代中期，又出现了主张“佛和神本来就是同一的，本地（佛陀）在印度为佛，而为普渡众生而垂迹日本就是神”。（《石清水文书》）937年十月大宰府曾经发过一份牒文，命令吕岐神宫建造宝塔。文中说：“彼宫此宫，虽所在地不同，但权现菩萨垂迹是相同的”，明确提出了神宫、神与“菩萨垂迹”的同一性。不过，这种“权现菩萨垂迹”的思想对何神为何种菩萨的“垂迹”何种佛菩萨为何种神的“本地”，尚无明确的规定。直到11世纪，才逐渐出现了相对应的本地垂迹说。如天照大神是观音菩萨或大日如来的垂迹；八幡大神是阿弥陀或释伽摩尼的垂迹等等这样，神与佛完全一体化了，作为宗教的神道也由此应运而生了。
正是由于神道与佛教的众多共性，出现了神道与佛教天台宗结合的“山王一实神道”；神道与佛教真言宗结合的“两部神道”。
山王神道。亦称山王一实神道、一实神道、日吉神道、天台神道。天台宗原为中国佛教派别，日僧最澄于804年入唐求法时得到天台宗所传，回国后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总。山王两字分别为三竖一横和三横一竖。三代表了“三千”、“三谛”，一代表了“一念”“圆融”，而天台宗的教义即是“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山王神道由此来论证神佛同体。主要文献有《一实神道记》、《山家要略记》、《三宝住持集》等。
两部指佛教。亦称两部调合神道或真言神道。用佛教真言宗（密宗）来解释神道。一般分广义和侠义两种。侠义单指真言神道。两部指真言宗的金刚界、胎藏界。根据真言宗的教义，世界万有的基本要素是金刚界（心法——识）和胎藏界（色法——地、水、火、风、空），而大日如来是统一金、胎两部的本体。伊势神宫内宫所奉的天照大神，是为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外宫所祀丰受大神为金刚界的大日如来。国立常尊、国狭槌尊、丰云野尊是三密（口、身、意）相应的三身，三密相应即身成佛。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真言神道的理论逐渐系统化，形成了《天地丽气记》、《中臣祓两部钞》等主要文献。广义三指神道和佛教两国部分，把凡是由由佛教和神道融合成的神道，都泛称为两部神道。真言神道在所有神佛结合的神道中影响最大。
日本学者在揭示神道的特征时，把神道比喻为不断“换穿衣服的偶人”：
“每当时代改变的时候，（神道）就很快地把从前的旧思想的衣服脱下来扔掉，而改穿下一个时代的新思想的衣服。在奈良时代初，身上穿着形成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衣服，出现在《古事记》里；一进入平安时代，换穿上佛教的衣服，成为神佛折中的神道；后来在德川时代，朱子学盛行的时候，则改穿朱子学的衣服，变成儒家神道”。（石田良一：《日本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
3神道教的曲折发展
平安末期，由于天皇制度的衰落，皇室经济的困乏，再加上佛教僧侣的乱伦，神道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僧徒既造本地垂迹之说，逞其狡计，夺社职，掠神封，骄纵暴横，朝廷亦为其所劫迫，而纵其所为，故淫祀益兴，而上世神明之祠，多归荒废矣”（《大日本史》卷246神祇三）1165年，伊势神宫的斋王好子内亲王，罢职回京都时，沿路国守不提供食宿，加上道路不修，车舆行路艰难，内亲王不堪其苦，竟至潸然泪下。亲王受如此冷遇，是前所未有的。尤为严重的是神社领地被侵，“宫社无神领，社坛亡失者，往往而在”。
到了镰仓时代（1184—1333），神道的衰微趋势，由于幕府的作用才得到抑制。同时，这个时期也可以看作是恢复庶民信仰的时代。这与源赖朝的信仰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当源赖朝控制东部诸国之后，其亲信及时地向他进谏：“方今源氏再兴之日，宜存敬神之义矣”。源赖朝听从谏言，重视对神的信仰。在追讨平氏时，他也不忘打出敬神的旗号，揭露平氏擅夺神社领地以为私邑。他身体力行，首先将东部诸国领域内的大神宫领地全部归还神社；在镰仓建立鹤冈神宫，敬祀八幡神；每当有事必招众大神宫神主。平氏获知源赖朝尊仰神事之道，大加谴责。神宫的神主们对平氏的谴责和威胁也十分畏惧。源赖朝便对众神主说：“忠邪曲直，神明必鉴之，何惧之有？御领在东国者，吾必保全之，宜始终致祷焉”。平氏被平定后，源赖朝更请院政发布院宣，宣布全国各地神社领地全部归还神社。幕府也宣布“禁遏武士暴行”（《大日本史》卷246）。在源赖朝的支持下，修复八幡宫以下六十余社。当时镰仓幕府被公认为神社诉讼的裁决权威，而传统的祭祀等权仍然由朝廷掌握。
在进入镰仓末期及南北朝以后，一直作为朝廷祭祀祖神的伊势神宫受到了新兴武士和农民的崇仰。因为在南北朝前后，皇室曾经短暂复兴，天照大神是皇室的祖神的思想在广大武士和农民中复舒，而伊势神宫供奉的恰是皇室的祖神天照大神。同时，在本地垂迹学说中，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的垂迹。这种开国大神与佛的结合，符合广大武士、农民的既崇敬传统信仰又追随新佛法的心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伊势神道诞生了。它是由伊势神宫外宫祀官度会行忠、度会常昌等创立，故亦称外宫神道或度会神道。该教提出系统的以神道为主体，以儒、佛、道为从属的神道理论。摆脱以往的“佛主神从”的状态，显示出“神主佛从”的倾向。伊势神道的教义，主要反映在五部神道著作中。这五部著作是：《御镇座次第记》、《御镇座传记》、《御镇座本记》、《宝基本纪》、《倭姬命世记》。合称“神道五部书”。在“神道五部书”中，宣扬国常立尊“天御中主神”是宇宙的本原神，具有创造万物的神妙作用。《日本书纪》中称之为国常立尊，它是万物的本体；不是神为佛的化身，而是佛为神的化身；认为宇宙的本原神是国常立尊，其创造万物的神妙称做天御中主神，二神共为一体。宇宙本原神具有五行之首的水德，而伊势外宫所奉的丰受大神是水神和食物神，与天御中主神也是同体；伊势内宫所奉的天照大神是日神，具有火德，与丰受大神互相依存；并强调神皇一体思想，认为“大日本者，神胤也。神者君之内证，垂慈悲而同尘；君者神之外用，昭俭约而治国”。神道是安人心、防鬼神之道；人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个机能，人身有生、长、病、老、死五种机能，而要使这些机能表现正常，就应作“内外清净”的修行。强调“混沌”或“机前”一元体系。尊崇象征天皇至高无上的三种神器，还着重宣扬神是君皇的“内证”，君皇是神的“外用”，他们还注重封建道德的宣传。这些都给后世的神国思想提供了理论来源。五部神道虽然还不能说是神道的理论性著作，但是书中也确实吸收了不少中国的儒、佛、道、阴阳五行的语句和思想。如《宝基本纪》载：“人是天下之神，心是神明之本，应清净安谧，不伤心神”。“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倭姬命世记》载：“大日本国乃是神国，因神明之保护，国家得安全；因国家尊崇（神明），神明则增灵感”，等等。自称所创神道是无本宗源神道、大日本国固有之神道。主要文献有《神道大意》、《唯一神道名法要集》。
伊势神道因与皇室的联系密切，随着复兴王权运动的失败和皇室势力的进一步衰落，影响力也受到严重影响。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伊势神道走向民众化，适应下层百姓的现世利益，在各地建造了不少仿效伊势神宫正殿的分社（“神明社”）。
室町幕府晚期，出现了得到幕府支持的吉田神道（惟一神道）。它是由出身于京都吉田神社并且世代是神祇官之家的吉田兼俱创建的。吉田神道继承了伊势神道的“神主佛从”的思想，认为佛、儒、道教教义都是润饰神道，使神道增加光彩的东西，而最基本的则是神道本身处在佛、儒、道教的最高位。同时吉田神道还认为人与天地同根，心一旦得到净化，人则可以成为神明之舍。吉田神道在日本神道界统治了300年之久。
4神道教的延伸发展——儒家神道
日本神道真正成为具有自己独立思想体系的宗教，是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江户幕府虽然对宗教实行控制，但是出于内外政治的需要，对神道采取了保护政策。对外的需要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势力的传入和发展。16世纪中叶，天主教从欧洲传入日本，至17世纪初，据说拥有60万信徒。江户幕府初期为了对外贸易开放政策，曾经对天主教实行默许的政策。可是，天主教影响的扩大威胁到了幕府的幕藩体制。因为天主教提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与幕府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相对，这也唤起了久受等级压抑的广大下层人民的觉醒，动摇了农村统治的基础。同时由于天主教的发展，在西部日本出现了天主教大名，影响了幕府统治。为此，幕府打出了维护传统信仰的旗号，抵制天主教对幕藩体制的侵蚀。1612年，德川家康在致西班牙总督的信中严正申明道：“吾国乃神国也，尊神崇佛始至日本肇国。佛既神，神既佛，两者同一。固君臣忠义之道，坚守国家一统，乃吾日本向神誓忠及崇仰神明之明证也。”1613年又发布了天主教驱逐令。令文中宣称：“日本者神国、佛国。尊神崇佛，专仁义之道，匡善恶之法。”同时为了对内控制皇室，将传统的控制神道的大权掌握在幕府手中。
为了贯彻上述思想，江户幕府对神社进行整顿，首先保证神社的经济来源，向神社寄进领地，同时向神社颁发朱印状。朱印状是神社获得幕府承认的标志。设置寺社奉行、伊势奉行、日光奉行等职，负责神社行政事物。1665年，幕府发布《诸社祢宜、神主法度》，规定作为神社的神职人员祢宜、神主，其主要职责在于专心学习神道，勤于神事祭礼，若有怠慢者，将取消神职，并规定神社领地严禁买卖，等等。这些措施，表面上似乎显示了幕府对神社的维护，但实际上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幕府对神社的控制，防止神社势力的增强。虽然神职的叙位、任命、祭祀仪式仍属朝廷掌管，但神社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权益，却严格地受幕府的制约。
江户时代的神道观，大致有两大类：一是维护幕府统治的主流派神道观；另一类是维护传统，尊重天皇的非主流派神道观。
前者以幕府的儒官为核心。他们在遵循朱子学说中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性之说，批判佛教出世精神的同时，力主以儒学观点解释传统的神道教义。藤原惺窝说：日本神道“在中国叫儒道，在日本则称神道，名异而心一”。并说“儒道”在于“明德、新民、至善、诚敬、五常、五伦”，“行此道，正我心，怜万民”，天下可久安矣。（《日本文化中的儒教影响》）林罗山说：“夫本朝神国也，神武帝继天建极以来，相继相承皇绪不绝，王道惟弘，此乃我天神所授之道也”，并说神道则王道，王道则儒道，两者并无大差别。更以朱子学的“敬”来解释神与人的关系，说人心是宅，神为主公，主宰一心者乃是敬。敬念在心，神必来宿之，心中无敬念，神必远离而去。（林罗山：《本朝神社考》）有的神道家还鼓吹“神道是一个赤心，只有君臣大义”，通过神道“知君臣之分永久不移”，知“为臣庶者不应窥视君位，为君者代天抚育臣庶”之理（饮光慈云《神佛偶谈》）。
以儒神一致论为理论，并且被组织化的教派是吉川神道。亦称理学神道。创立人吉川惟足先从伊势外宫度会延佳学度会神道，又从吉田兼从学吉田神道，并吸收朱熹理学而建成此道。其教义强调“君臣之道”“天人和一”，提出人伦之道以“敬”“义”为重，说“以武义为本，施仁政，此既天琼矛之德，以次为道体，作为治世之本”，如此则“四海静谧”，国家平安。认为朱熹理学中的太极即日本的国常立尊。一切神皆为太极的具体表现。把一般神社神道称为行法神道并予以批评，称自己的神道为治天下的神道，推崇儒家伦理，特别强调君臣之道，谓人伦之道以君臣之道为最高，以此忠道贯于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而“君臣之道，万古不易”。主要文献有《神代大意讲谈》、《神道大意注》、《日本神道学则》、《神代卷惟足抄》等。吉川神道在创始之初受到了会津藩、纪伊藩、加贺藩等诸侯及家臣的推崇和信仰，后得到幕府支持，吉川惟足担任了幕府的神道方。
江户幕府中期以后，随着朱子学以外的诸“异学”的活跃，在神道领域也涌现出了新的神道派别，主要是山岐闇斋创建的垂加神道和平田笃胤、本居宣长创始的复古神道。它们都是维护传统，尊重天皇的非主流派神道观。
垂加神道。山崎闇斋创立。闇斋名嘉，字敬义，闇斋是号，幼曾出家为僧，后习朱子学，还俗为儒，晚年从度会延佳和吉川惟足学神道，把朱熹理学与神道教结合起来创立垂加神道。垂加两字取自吉川惟足所授垂加灵社之号，原出自度会神道的经典《倭姬命世纪》：“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闇斋常以“神垂祈祷，冥加正直”为座右铭。其神道学说主张“道即大日贵之道，教则猿田彦神之教”，猿田彦神即迎天孙下治人间之神；并以朱熹的理气说和五行说解释神世列代的神话，以阴阳五行配天神七代；鼓吹尊皇忠君，大义名分，宣传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思想。主要文献有《神代卷风叶集》、《中臣袚风水草》、《垂加草》等。
学术界普遍认为，山岐闇斋是朱子学的信奉者，他的思想是维护幕藩体制的，并由此推断，他创立的神道的理念也是以朱子学为主体的神儒一致论；他所强调的大义名分、敬慎等思想，是与幕藩体制的基调相吻合的。君臣主从的大义名分确实在山岐闇斋的神道思想中zhan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名分论并非如林罗山等人那样将“君臣”解释为将军与臣属的关系，而是作为皇统连绵无穷的根据，强调了天皇不可动摇的地位。
复古神道。复古神道的创建，与江户中期以后的国学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国学者从批判儒佛的立场出发，研究日本自己的《古事记》、《日本书记》等为代表的古典，从中辨析出有别与儒、佛的神道精神。江户时代有四大著名国学者，即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贺茂真渊力主国民性，本居宣长提倡民族心和真心，平田笃胤则从幽冥信仰出发确立倭魂思想，使神道立足与古典传统和国民的信念之中，赋予了崭新的形象。本居宣长说：“学问者乃皇朝之学问也”（《史料大系的日本》第五卷）。平田笃胤说：外国的老、儒、佛、诸子百家皆是认为制造的“道”，惟有日本的“皇国之道”才是“天地之神赐予的道”（《呵妄书》，转引自野口武彦：《平田笃胤》，载《人物日本的历史15》，小学馆，1975年）。他们都把“道”视为“天皇统治天下之道”。平田笃胤为建立复古神道的理论体系，也参照了儒教、道教、天主教等教义，特别强调了“孝道”。他认为对祖先的孝，就是对日本古代的众神的崇敬，也即是对皇室祖神的孝，对现实中的天皇的忠。复古神道对天皇的绝对崇敬，成为在江户幕府末期“倒幕战争的过程中能够成为政治上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
此外，还有在江户后期以来在民间陆续形成的以神道信仰为主要特色的宗教组织。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有教祖、独立的教义和比较严格的组织，并且立有教名，又称教祖神教。主要为13教派，分别是神道大教、黑住教、神道修成派、出云大社教、扶桑教、神习教、御岳教、神理教、金光教、禊教、大成教、实行教、天理教、大本教。对于各派的教主、教义等，联盟上的贺茂秀明殿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5复古神道的延伸——国家神道
神道的国教化，是幕末尊皇攘夷、倒幕运动的必然结果。前面已经说到过，作为复古神道理论基础的国学，乃是尊攘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广大的国学者和复古神道家，大多参与了倒幕的斗争。倒幕以后，有不少国学者进入了新政府的官僚机构。他们在政权建设和意识形态方面都有过贡献。如国学者失野玄道曾于1867年向岩仓具视提出了政见书《献芹詹语》。他建议：用国学治国，排斥佛儒；恢复“大尝祭”，实施“祭政一致”；恢复神祇官；为稳定民心，在二三年间宜采取年贡减半等。
神道（应该是复古神道）所以能被提高到国教的地位，与复古神道本身理论的完备和当时日本内政外交的迫切需要密切相关。在倒幕和攘夷的过程中，一直支配威信志士不屈斗争的信念是维护民族的主题性和传统主义的弘扬。新政权建立后，这种信念演化为内政外交的指导原则。当时，惟有复古神道的理论，完全与民族主体性、传统主义相吻合，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被作为精神支柱，登上了国教化的宝座。
新政府为了把神道从佛教的影响下摆脱出来作为独立的具有民族性的宗教，成为国家的宗教，于1868年3月17日由政府的神祇事物局通知全国神社：在王政复古，一洗旧弊之机，凡诸国大小神社中，以僧侣打扮的别当或社僧等，一律改变僧形。同月28日，太政官发布《神佛不得混淆令》，宣布：“中古以来，以某权现，或牛头大王之类及其他以佛语称呼神号的神社不少。凡此均需缮写其神社之原委上报”。“以佛像为神体之神社，以后应须改换”，悬挂与神社前的佛像、金鼓、梵钟、佛具等物，须从速拆除（《史料日本》近代编）
这种采取行政手段使神佛分离的结果，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激，形成了排佛毁释运动。这种运动首先发生在近江的日吉山王神社，为首者是该神社的社司、新担任政府神祇事物局权判事的树下茂国。日吉山王神社原隶属于比睿山延历寺。树下茂国长期以来与延历寺有不少结怨，欲乘此机会予以报复，便纠集了神职、浪士及农民共七十余人，闯入神殿，用脚践踏，用武器捣毁、焚烧佛像、佛具、经卷等。这一事件出乎政府的意料，为了不使事态扩大，4月10日太政官发布布告，劝戒神职人员不要粗暴，指出：“长期以来，社人僧侣素有嫌隙，如同冰炭，至今日，社人突得权威，阳称执行命令，实媒私愤。如此，不仅有碍政道，而且必会引起纷扰”，要求停止粗暴行为（村上重良：《天皇制与宗教》，日本评论社，1986年）。太政官的劝戒布告并未发生任何作用，排佛运动迅速波及京都、奈良等地，又从京都、奈良波及全国。寺院的佛具、佛像被毁被卖；寺院僧侣或被逐，或被还俗，或该为神职；许多寺院或被荒芜，或被破坏；寺院领地被夺被占。同时，为限制佛教各宗，宣布实现一宗一寺。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一时元气大伤。
国家神道（复古神道）除了对佛教打击、排斥外，还对基督教、除复古神道以外的其他神道实施打击和镇压。1868年10月，法华（日莲）宗的三十值班神说被禁止；1870年闰10月10日，深受道教、阴阳道影响的天社神道（又称土御门神道，或安家神道）遭禁；1871年10月14日禁止法华宗的六十六部宗教习俗活动；28日禁止临济禅宗的普化派，因为该派的僧侣常常吹着尺八巡行各地，进行传教；1872年9月15日，吸收神道、佛教、道教、阴阳道之教义和修验方法的修验宗被禁止；1873年1月15日，所有民间的咒术活动一律被禁止。相继受到限制和禁止的还有黑住教、天理教、金光教等。黑住、天理、金光三教皆是神道系统的宗教，在教义上与复古神道不同。
神道的国教化首先是从恢复和建立神祇宫、神祇行政机构开始的。神祇官是古代天皇制政权中的掌管祭祀的官吏，与太政官并称二官。由于古代天皇制的衰落，神祇官也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和地位。倒幕以后，作为神道国教化的重要步骤，新政府实现建立了神祇事物官僚机构，恢复了神祇官。1868年1月17日，实施“三职七科”行政制度，所设置的七个事物科的第一科就是神祇事物科。2月3日又将神祇事物科该为神祇事物局。其职掌范围为有关神祇、祭祀、祝部、神户等事。设总督、副总督、判事、权判事等职。受命担任上述官职的有皇族栖川宫帜仁，神道家吉田良久、六人部是爱、树下茂国，国学者龟井兹监、平田铁胤、失野玄道、大国隆正、福羽美静等人。同年3月13日，发表了恢复神祇官的太政官布告，布告称：
“此次王政复古，根据神武创业之基，诸事一新，恢复祭政一致制度。首先恢复、建立神祇官，然后陆续兴办诸种祭典。兹特布告五畿七道，恢复往古，凡属诸家执奏下属之事一律废止。普天之下诸神社神主、祢宜、祝、及至神部等，嗣后均归神祇官管辖。凡官阶等万端事物，均应向其请示勿误。”（《史料日本》近代编）
1868年闰4月21日公布的《政体书》规定，太政官之下设七官，神祇官是其中之一。神祇官设正、副知官事，判官事、权判官事、书记、笔生等职，官级分为9等。知官事掌管神祇、祭祀、祝部、神户。直属神祇官的神社有伊势神宫、出云大社、敕祭神社等。1869年7月发布的《职员令》中，神祇官与太政官成为最高官职，且神祇官位于太政官之前。神祇伯、大副的具体职责是“掌祭典、知诸陵、监宣教，管祝部神户，判官事”。其中“监宣教”一项，是古代天皇制的神祇官所没有的，这是两者的最大差别。也就说近代天皇制把“宣布国教作为复兴神祇官的新的重要职责”（村上重良：《国家神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监督宣教的功能，自此以后日渐加强。1870年1月3日，颁发了《宣布大教诏》。这是有关神祇官实施宣教功能的第一道诏敕。其全文是：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体，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显晦。兹者天运循转，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也。因此新命宣教使，布教于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斯旨”。（村上重良：《国家神道》中译本）
诏书中所说的“大教”就是“神道”的代名词。因为在幕府时代，神道已经称为了神佛、神佛融合的代名词，为了与之区别，故采用了“大教”之称。“大教宣布”的目的是通过派遣宣教使，向群臣众庶晓明“惟神之大道”，使全国上下的思想都能统一道国教化的范围内。同时，政府还编撰了《宣教使心得书》、《大教旨要》等指导性书籍。
1871年，新政府又采取了若干加强和提高神道教地位的措施。5月规定了神社的社格，将神社分成5个等级：官社、府县社、乡社、村社和无格社。通过神社社格的划定，使全国的神社，上至中央，下至每一国偏僻的农村，都纳入到了中央的统治之下。同年7月，太政官发布布告，把广大民众与神社连结在一起，婴儿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神社的子民，“必令参拜神社，领取该神之护符”。
虽然政府试图一系列措施保证神道国教化的顺利进行。但是，教化运动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政府推行的思想意识领域的神道一元化政策也没有能体现出特别大的优越性，相反由于禁止佛教，基督教和其他非正统神道，却引发了宗教信徒之间的矛盾和国际的抗议。中央决策层因此对神道一元化政策进行了反省，认识到要维护神道国教化和加速推进民众教化，必须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因此，1871年8月8日，神祇官降格为太政官管辖下的神祇省。1872年3月，更进一步撤销神祇省，新设教部省。
教部省的建立识明治政府的宗教政策大调整。在教部省的领导下，缓和了诸宗教间的矛盾，更加顺利的推进了神道国教化。教部省认识到佛教的影响力以及佛教界的宣教能力可以弥补复古神道家们的不足，所以采取了一系列神佛重新结合的措施。同年4月，教部省宣布废止宣教使，新建制教导职。通过教导职的宣传教育，使全国民众的思想统一到“尊皇、敬神、爱国”上来。教导职是义务的，除神官全部作为教导职外，还任命有影响力的僧侣参加。如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胜，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尊等都担任了教导职中的最高职。并且以神社和寺院作为说教所。
教部省规定，教导职宣教均须以该省颁发的《三条准则》为主，即：“第一条，应体察敬神爱国之旨；第二条，应明天理人道；第三条，奉戴皇上，遵守朝旨。”
教导职担任者以僧侣居多，可是宣教的内容却没有一项是关于佛教方面的，因此引起佛教界的不满，要求在宣教时增加佛教的内容。最后得到了教部省的允许，名副其实地实行了神佛共同布教。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神佛共同布教的局面就破裂了，神佛再次分道扬镳。这主要是因为在教化运动中，佛教教义的宣扬受到严格的限制，僧侣不愿放弃宣传自己的教义去为扩大神道的影响卖力气。1875年初，佛教诸宗联名向左院呈递了《诸宗寺院联名建议书》，详细申述了建立有益于国家的佛教的必要性。2月，佛教界宣布退出大教院。4月，太政官向教部省下达停止已经有名无实的神佛共同布教的通知。5月，神佛共同布教的大教院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