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当于一条横卧于中国大地的巨龙，而这条巨龙则分布着三座大型城市，上海、南京以及武汉，而其中以上海为经济金融中心，以武汉为工业中心，至少是南中国的，而南京作为行政中心，却是全国性的，毕竟这里是中国的首都。
夜幕下的南京，灯火通明，街灯依如过去一样点亮了这座城市，经过6年的重建，这座中国首都已经完成了一期建设，二期建设同样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作为中国的行政中心，这座城市同时还是中国的文教中心，十六所大学，近十万名大学生，即便是拥有北方高等专科、北方理工学院以及北方商学院的邯郸市亦难与其比肩，而在这十六所大学中，又以“国字”头最为知名，国立中央大学，更是中国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
深夜时分，位于紫金山下的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静悄悄的，只有十几座图书馆还亮着灯，乘着浓浓的夜着，王芃生在校园中信步闲行，作为国际关系学系的教授，现在一洋之隔的日本，不时的搅动着他的心弦。
或许，战争已经结束，但新的问题却在日本蔓延着，数以千万计的燃烧弹重创了日本，而代号“饥饿行动”的军事打击，更是使其一蹶不振，那次行动将超过三万枚水雷投在日本的内河、港口中，使上千艘商船不能运行，使日本的工业生产完全瘫痪。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日本通”，他曾极力反对这一行动，因为该行动会令今年春天超过千万日本人陷入饥饿之中，而此时，除非盟国——实际上是中国，着手运进大批食粮，否则，数以千百万计的人们将面临着饿死的厄运。
这只是占领军当局面临的问题之一，根据指令，作为占领军司令的高胜仑还要向日本人展示其过去社会的邪恶，并带给他们中国式的共和模式来拯救自己，同时，还要向那些发动战争的将军和政届要人进行审讯，对那些亲自犯下暴行的数以十万计的军官和士兵实施绞刑，还要改造日本的教育体系，清洗商届巨头和政府高层官员，亦要改造日本的法律，甚至还要解放那些倍受歧视的妇女，给予他们选举权，在劳工中建立工会组织，等等占领军当局需要在日本完成太多的工作，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却是——确保日本人不会饿死。
否则，一切都是空谈，甚至饥饿还有可能导致革命。
这无疑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
但是，现在政府内部却对援助日本产生了诸多争持——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仅大米就需要200万吨，仅此一项包括运费在内就需要2亿元，还有日本所需要的燃料，如果同意向日本提供援助，中国将不得不背负沉重的负担。
通过占领军司令部内曾经的学生、同事，王芃生知道现在占领军司令部发放的救济，是通过两个渠道获得，一是红十字会、红万字会的捐赠，二是为维持基本稳定，由军方提供的。至于政府方面，无论是南京还是北平，都未对援助日本作出表态。
“这样下去，显然是不行的！”
一面唉声叹气，王芃生一面皱着眉头吸烟。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刚刚从亡国的境遇中走出的中国，现在面临着的是比过去更为严峻的挑战，尽管在亚洲战场上取得了赫赫战争果，甚至还用原子弹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肌肉，它似乎实力强劲，不可一世，即便是横扫全世界的德国，也不得不屈从于中国的压力，同意同英美举行谈判，从而实现欧洲的停战，一夜之间，拥有原子弹的中国成为了世界强国，甚至是维持世界秩序最为重要的力量。
在另一方面，作为亚洲的领袖国家，中国却需要面对一个与任何时期都不同的亚洲，东南亚诸国在中国的支持下纷纷**，新**国家急需中国的援助，但那些**政府之中却分布着殖民地精英派、亲华华侨以及民族**分子，纷纷杂乱的政局，使中国的外交面临着诸多挑战，亚洲现在就像是一座神奇的火山，随时都会喷发出灼热的火焰，另外，在印度，轰轰烈烈的反殖民大起义如火如荼的上演着，流亡印度的苏俄政府极有可能涉及其中。
在错踪复杂的形势中，中国又当如何呢？
中国如何在确保对东南亚的控制的同时，亦能稳定对日本的占领，实施对日本的改造呢？尽管早在5年前，因为“达里冈爱事件”导致“亲苏”的王芃生被迫离开国际问题研究所，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政治，尤其是作为一个日本事务专家，他清楚的知道，在中国需在面对的亚洲问题中，真正的考验来是日本。
“老师，终于等于你了！”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王芃生的思绪，定睛一看，在家门外站着一个人，是他！
“潘树杰！”
在道出这个名字时，王芃生的脸色随之变得冷淡。
毕于清华的潘树杰曾是王芃生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同事，不过更准确的来说是他的学生，也是背叛他的人。不过有时候，他亦感激对方的“出卖”，在学校里，工作无疑更轻松一些，而且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
但每每想到，最看重的学生对自己的“背叛”，王芃生的心里依然很不舒服。
“是的，老师！”
潘树杰的脸上带着些笑容，并未因老师的冷淡而流露出尴尬之状。
“有什么事吗？潘科长，不对，现在应该叫潘处长了吧！”
王芃生的语气中带着嘲讽，他是驻日占领军行政处处长。
“老师，您知道的，当年，我之所以那么做，是……为了国家！”
潘玉杰明白老师至今仍然没有原谅他的“背叛”，但当年，他确实有背叛的理由。
“当年，我们和俄国是敌国，而老师您当年的出发点确实是为了维护中苏抗日基础上的战略合作，总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为俄国讲话，而且讲过头了，甚至对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影响，所以……希望您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