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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和阮惠就确定了恋爱关系。这座不起眼的城市里，记录着我们点点滴滴的爱情。和你们的爱情一样，牵手，相拥，漫步，以及亲吻。
我们从没红过脸，拌过嘴，小惠用她的细腻一点点将我这个粗野汉子的羁荡的心浸泡得柔软起来。
没多久，我们同居了。
这里我得强调一下，我们可不是闹着玩，这是经过一系列的深思熟虑而且——关键的就是这个而且！——我们是以成年人的角度来认真对待，因为，我们决定要永远的在一起，相互扶持，共到白头。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愿提起。我和小惠都是苦命的人。她自幼父母双亡，一个身患残疾的爷爷和她相依为命，熬到小惠参加工作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那年，这个一直像铁打一样的爷爷终于安心的辞世了。小惠说，爷爷后来这几年，身体不怎么好，他纯粹是为了图个放心才那么坚强的活着。她时常会惦记爷爷那双粗糙又柔软的手，像爸爸，也像妈妈。
我呢，只有一个嗜酒如命的爹和一个打小就没正眼瞧过我一次的后妈。我总能梦见我还是小时候那样，一抬头，就望见她圆润的下巴和*的鼻孔，还有不知抹了雪花膏还是凡士林的带着香味的巴掌。到现在，我还对搽着各类味道护肤品的中年女子的手心有余悸。而我的亲妈，在我五岁那年，随一辆牛车改嫁到了村子外边的村子，我只听说是很远，却不知道有多远。我那时候想：也许是从我家到村口来回走十趟那么远吧。打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对她的印象，也不过是一条系在脖子上的绿颜色围巾。当所有的记忆都随着摇晃的牛车和甩动的牛尾巴一起走出了我的生活之后，那条绿围巾竟神奇般的被我记住了。
所以，我和小惠的事，我们俩人完全可以做主。没有什么门当户对和家庭状况等繁琐的条件限制。
为了方便，我从单位的集体宿舍搬了出来，在靠近幼儿园的花都小区合租了一套房子。是次卧，没有阳台和**的卫生间。
我多次提出整租一套面积小一些更适合两人生活的房子，小惠却怎么也不同意。她说：“你老是出差，我害怕别的房间就那么空着，没有人气。况且，合租也便宜。加上这个房东太太也基本常年自己在家，我们两个‘苦命’的人儿，互相还能做个伴。”
这也没什么怪的，对吧？
可有一次，真把我吓坏了。
那是去年年初，大街上的年味还和爆竹烟味一样浓，迟迟没散去。俎主编电话里跟我说，新的一年要对我涨工资的消息。而且幅度还不算小。
当时我和小惠正在商场里瞎逛，我们高兴坏了。立马放回正准备试穿的羽绒服，杀进地下的超市。这肯定需要庆祝。
我买了熟食和啤酒，小惠买了好几样我爱吃的蔬菜。
我说：“买点肉吧。买牛肉，这个贵。”
小惠批准了。
回去之后，我们先开了啤酒，用热水烫了烫，小惠说：“丁大才子，加薪成功。”
我碰了碰她握着的易拉罐，说：“阮老师出的这道算数题我会！‘丁大才子’加‘薪成功’等于‘咱们小两口的日子又要奔着社会主义小康生活迈近了一步。’”
小惠的眼睛有些湿润，我懂，那是激动与欣喜的缘故。
我们喝了不少的啤酒，温热的啤酒经过身体里各个器官那么一过滤，冷了下来，更容易醉人。
小惠红着脸，拿出购物袋里的芹菜。她说：“咱俩剪子包袱锤，谁输了，谁吃。”
我打了一个酒嗝，对她撇撇嘴，说：“没问题。”
小惠真的醉了，她老是输——她不可能不输，她一直出“剪刀”。我攥着让我反复获胜的“锤”，敲着桌子，看她吃了一整根芹菜，两根蒜薹，还有半块莴苣。
醉醺醺的人，对这种幼稚的玩笑也不放在心上，只知道吃了也不会有什么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