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的萌芽，除了全民尚武、习武的社会环境外，还有当时一种独特的社会心态，那便是弥漫于全社会的经久不衰的好剑之风。
越女大概要算是历史上有较完整记载的最早一位民间剑客了（《吴越春秋》记载）。除了越女，当时还有些剑伎家也相当有名。如剑术“迫则能应，感则能动”、“变无形象”、“如影如响”的老剑客鲁石公，能“驰弄七剑，迭而跃之”的宋艺人兰子、“在赵者，以传剑论显”的司马氏，都是活跃在民间社会的名噪一时的剑客。
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具有专门武艺的民间武士群体的产生。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对于侠的萌芽和诞生无疑有着直接的影响。
养士之风的出现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场合与内在的驱动力。养士这种方式，既能为游士中的侠提供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活动场面，又能为初生的武侠创造实现自我价值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大侠机会。养士之风使散落在各地的侠凝聚起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它又使初生的侠能够打破地域、身份的界限自由地流动和组合，充分地去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人生目标。正是养士之风，保障了稚嫩的侠的幼体迅速生长，这完全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条件所致。
侠的活跃引起了社会的振荡，这一振荡在当时生气勃勃的思想界迅速得到了反响，这便是墨家对于武侠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他们的活动与主张，为侠的诞生和生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进入战国时期以后，以“争于气力”为时代特征的战国时代，把春秋时期早已存在的列国纷争的局面公开化、激烈化、深刻化了。七个实力大致相等的政权兼并了大大小小百余个诸侯，公开地直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人才的激烈竞争，竟然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文化景观。武侠阶层才离母腹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群雄并峙、百家争鸣、崇能惜才的大好机遇。空前广阔的历史舞台和灵活有效的社会机制，使得武侠阶层迅速地发育和成熟起来，成为战国时代一支极其活跃的社会力量。
战国时代城市的兴盛，使得武侠有了聚集、交往和活动的中心。战国时代的著名游侠，大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存身和活动。
战国时代波橘云诡的外交与政治斗争，惨酷激烈的兼并战争，布衣一言而为卿相的社会现象，以及商业和大城市的发展，使得民间质朴、淳厚的风气受到极大的冲击。当时的一个不良社会风气就是不择手段、求富图贵。另一个社会风气就是以利相交，不讲情义。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重才不重德。武侠阶层所尊奉的行为准则恰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武侠才独立特行，以对抗社会的姿态、取极端的行为引起世人的瞩目。
战国时代，武侠作为一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人们所承认，其标志就是“侠”的名称的出现。
冯友兰在《原儒墨补》一文中曾指出：“侠之一字则在晚周较晚的书中，方始见。”他的论断大致是对的。直到战国中期，尚未见典籍中有“侠”的专门名词出现。那时的“侠”往往还是与其他各类武士混称为“国之豪士”（《管子·问》）、“豪杰之士”（《盂子·滕文公上》）、“剑士”（《庄子·说剑》）、“私剑之士”（《韩非子·显学》）、“死士”（《墨子·备梯》）等，不一而足。《墨子·经上》篇曾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的话，同韦《经说上》篇也有“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的解说。行侠，一般被人们称作任侠，那么，《墨子》中的话可能是夫于“侠”的概念的最早阐述。
到了战国晚期，典籍中已正式出现了“侠”字。其中，较为集中的是《韩非子》一书。书中的《八说》、《显学》、《五蠹》诸篇，都将“侠”作为与“儒”并列的重要社会力量看待。
《战国策·燕策三》载田光的话，有“节侠士”一词，《庄子·盗拓》篇有“侠人”之说，《吕氏春秋·音律》篇也有“侠”字出现。可见，战国时期“侠”的称呼已经常使用。
战国的武侠与说士一样，具有自由的身份，在列国间周游，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致仕”，而是为了“交游”。他们既与民间社会的豪杰之士交往，也与诸侯权贵结交。
中国的先秦社会尚未形成分野明晰、各成体系的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固守古老文化传统的游侠被战国社会似乎一致的强大的时代潮流冲出了常规的生活轨道。他们佩着利剑，四处飘泊，甚至隐名埋姓，在有限的特定的圈子里交往，心灵里深埋着对于整个社会与世风的敌意，人们也将他们视为特殊的一群、主流文化的离轨者。形成了一种极端的行为和乖僻的生活方式。孟子描绘他同时代的游侠北宫黝的个性：“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恶声至，必反之”，便是如此。
从战国游侠个人的素质看，大都是战国时代出类拔萃的人才，智勇双全，并非头脑简单的一介武夫。文献称我国中期的游侠孟舍，“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战国时代，游侠是个十分活跃的阶层，甚至发展成为当政者不得不正眼相看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韩非曾郑重其事地指出：“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已成为统治者无法往制的社会武装势力。韩非的话道出了战国游侠发展的趋向：他们已逐渐疑聚成社会群体，并在群体内确立了自身的道德准则与行为方式，为了在群体内显示自己的义节不错触犯法网。这说明自由的、独来独往的个体行动的游侠，到了战国中末期已呈集群化趋势。
战国时代，重名好义的风尚在武侠阶层表现得尤力强烈。为了“名”这种抽象的精神价值被社会与历史所认可，武侠们不惜抛家弃业，甚至献出生命。
伦理化的侠是侠把民族的共同美好道德作为自己的信条，以优秀传统道德作为侠义原则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在江湖分出的正邪黑白中，正派侠士们忠于师门、孝于家族、信于朋友、义于江湖，也是一个官民社会中的道德楷模、一个反抗不道德行为的坚强斗士。侠的伦理化使侠者坚决不与假恶丑的东西同流合污，在世态炎凉而个人无能为力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维护着伦理道德的神圣和纯洁。这一类侠，很容易和隐士结合而成为侠隐，不仅退出红尘，还以退出江湖的方式净化着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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