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为何不能再出现一个“李白”？
——文/宋浩
在如今这个文学艺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在这个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较之以前飞速发展的时代，我很不幸地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能够在当今时代匹敌“李白”之人尚未出现，且很可能永不出现。
诚然，“李白”们已经逝去，作为先贤已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签，那么这个时代中国文学的标签又为何迟迟不能出现呢？有人会觉得“莫言”可以成为这样的标签，可我不这么认为。我曾经通读“莫言”的大作，在其中我只能看到旧时代落后的中国样貌，或许这才是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真正原因——对于外国人而言，一个落后愚昧的中国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因为中国对于他们而言是个不能战胜的对手。因此，所有宣扬传播旧中国劣势的人都是他们的盟友。
扯远了。本文将以笔者视角阐述“不能再出现一个‘李白’”的原因。
一、社会风气
当今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类新鲜事物，而快速掌握这些新鲜事物不仅能够让你更好的融进社会之中，更能帮助你立于社会之内。因此，“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成为了当今社会人的普世价值。如何最快、最省地掌握更多更好的信息也被公认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官方定义为“学习能力”。但这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浮躁”。
请仔细观察身边的综合型书店，里面会用好几个柜子摆放“工具书”，比如《成功学》《如何成为领导》《酒店管理指南》等等，并且这类“工具书”的销售量远高于《论语》《孟子》《孙子兵法》等等。这不仅仅是学科细分的表现，也不仅仅是“专业型人才”增多的表现，这更意味着人们的脑子更希望接受直来直去的知识而非通过阅读以及思考获得感悟。这种改变的好处就是当一个酒店的大堂经理遇到客户投诉时，他只需要翻开《酒店管理指南》的“如何解决客户投诉”章节就可以找到答案，极大地提升了效率和正确性；坏处就是一旦他没了这本书，他很可能再也不能处理问题了，或是当出现书中没有讲到的问题时，他将陷入困境。或许现代人很难理解“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真谛。因为《论语》之中根本没“具体”地讲到如何治理国家。
其次，信息爆炸造成了信息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比如几十年前人们认为穿高跟鞋不利于身体健康，可没过多少年又有科学家提出高跟鞋有助于挺拔骨骼、塑造身形，现在又提出了高跟鞋不利于骨骼健康。当人体出现过快的新陈代谢时，体内营养流失眼中，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当知识新陈代谢速度加快时亦是如此，这种速度导致更多的人没有时间甚至没有能力消化理解旧的知识，而对于新知识的接受也只停留在表面。而文学本身就是“厚积薄发”的，这与这个时代的节奏脱节了。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当今文学作品之中“用典”的缺失。
用典。这是古人写作时最喜欢的方法之一，就是使用历史典故帮助自己的诗文更为深刻、生动等的一种手法。当然，这种手法造成了很多诗文晦涩难懂。因为积累不同，所用典故不可能被所有受众熟知并接受，而典故本身的含义又因理解不同而不同。白居易作为一个力求老幼妇孺都能读懂自己诗作的人，并没有抛弃用典这种手法，而是选用更加平易近人的典故，或是将典故放在不影响主题含义的位置，只让它承担“增色”的任务，这使得白居易的诗作不仅通俗易懂，而且颇有深意。
我曾就“香港占中”一事写过几句诗：百年洋奴不觉耻，一朝为人难自持。七百万人齐齐哭，只道文忠不我知。
这其中“文忠”就是指“李鸿章”。李鸿章本命章铜，死后谥号“文忠”，晚清时期就是他代表满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于英国。
（另外，“不我知”是典型的古文中的倒装，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也就是“不知我”，“不了解我”的意思。类似情况还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意即“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此句直译为“就是这李鸿章不了解我们啊”。因为《南京条约》里签署了割让香港期限为九十九年，香港占中人觉得太短了。）
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它的确造成了这种文学领域的困境，但不能说明这个时代是落后的，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如何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才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的解决方法。
二、现代诗和白话文的提出和繁荣
现代诗最早可追溯到晚清时期，白话文更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这两者都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繁荣昌盛。直至现在，现代诗和白话文已经彻底取代了古体诗、新体诗和古文。现代诗和白话文的出现和发展在此不再赘述，想了解的可以自行查阅。
单就文学这一单一层面而言，这两种新鲜事物极大地将文学艺术拉近人民，使更多的人可以接受文学之美，有助于文学艺术的传播和发展。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都是矛盾统一的。因此，现代诗和白话文也必然有其劣势，突出表现为拉低了文学创作者的准入门槛。
古诗讲究很多，且不论内容如何，形式上所讲求的韵律、平仄就是一门很难掌握的技术，因为古诗词是可以唱出来的，类似于现在的歌词。而其中所用到的各类手法，如比兴、用典、托物、拟古等等更是需要仔细推敲琢磨的。但白话文和现代诗彻底打破了这一层“枷锁”。它让诗文更加易懂，更加自由，没有了形式上的束缚创作起来更显得意，但同时，它们打破的这层枷锁也正是古诗之美所在。
白话文的推广为现代诗奠定了基础，也可说成白话文的推广造就了现代诗的繁荣。因为语言更加直白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语句字数更多了。比如古文中的“尔”“吾”等人称代词既可以表达单数，又可以联系上下文表达复数，但白话文中若要表达复数必须加上“们”比如“你们”“我们”之类；古文中“其”等代词在文中可表达许多含义，但在白话文中则很难出现一个拥有如此指代能力的字（所以白话文中很多时候还是要用到“其”做指代）。我们在翻译古文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状况可以很好的佐证这一点——古文中分明只有几个字，可翻译出来居然是这么长的一段。
因此白话文用来写古体诗就力不从心了。但现代诗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现代诗没有严格的韵律、形式，可押韵，可不押，长短句错落，随心而作。很多近现代诗人的确通过白话文写出了不少让人动心的诗句，比如“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
这类诗作的确优美，但或许在形式上不能被单纯的定义为“诗”，因为很显然的，它除了没有标点符号（有一部分是有标点的）以及胡乱断句（当然也有一部分断句正常）的特征以外，完全就是一篇散文。我们可以试着将这些诗句整合，加上标点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