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楔子
1953年3月，刚刚被立为太子的明仁便秉父命出访英国，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当时，英国《每日邮报》的民意测验表明，反对日本皇太子出席女王加冕典礼的人竟高达68％。有人甚至提出：“将皇太子扣作人质，直到日本支付对被俘英国人的赔偿为止。”
1971年10月12日，日本裕仁天皇夫妇访问波恩时，许多德国留学生和在这里侨居的亚洲人，毅然举行了反对天皇来访的大示威。那时，德国学生散发了标题为“战争罪犯裕仁在波恩”的传单。他们高举的标题上有的写着“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裕仁屠杀了五千万亚洲人!”这些学生不顾警察的制止，还反复高喊“裕仁是法西斯分子”的口号。
1971年裕仁访问荷兰时曾引起暴力抗议示威，因为在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把11.7万荷兰人关押在军事集中营里，死难1.9万人。
1974年8月30日，日本“东亚反日武装战线”获悉裕仁要到三菱重工大楼视察时，决定刺杀裕仁，但由于计划不周，他们将炸弹错投到人行道上，造成8人死亡，165人受伤的惨剧。大道寺和意永利明等人被捕。
以上是我随便选的几件事例。从这里可以看出外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很强的，其民族性格是很剽悍的；同时他们也是很清醒的，认识到了裕仁是二战时日本的真正战争元凶。虽然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与耻辱远远要多似其他国家，但要想使中国发生类似上述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们中国人该做何感想呢？中国人不但改换了日本的战争元凶，把他说成是东条英机，而且把日本的战争责任也完全推卸给日本的统治阶级，毫不怪罪日本人民。
中国千方百计地为日本人民（实际上也是为日本民族）洗刷罪名。中国说：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奸淫中国妇女，其责任在于日本统治阶级；拥护战争的日本人只是少数；日本人由于生长在日本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战思想，从而才拥护并参与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民没有战争责任。那么，事实又如何呢？
二日本人民有战争责任，整个日本民族都有战争责任
众所周知，日本妇女在二次大战时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竟甘愿做慰安妇，让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的“皇军”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搏取快乐，“慰安”他们枯燥的心和枯燥的生活，同时使他们更有劲更有趣地屠杀中国人民，强奸中国妇女。试想，一个国家的妇女为了支持这个国家的侵略战争竟然连最无耻最下贱的事都愿去做，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态度是反对还是拥护，答案不言自喻。
1942年春，中国青年远征军攻打被日军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当时守桥日军叫80名慰安妇撤离，但她们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上来，我们要和士兵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深入“民心”，连慰安妇都深为拥护，为了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日本人民拥护战争是毫无疑问了。
多少年中，日本人民不惜送自己的豆蔻年华的女儿去当慰安妇，以支持那场战争，而中国人却主观臆断地认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们的女儿送去当慰安妇，这是不符史实的。不错，现在看来，慰安妇是极为不幸的，但当时她们，还有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是光荣的。日本慰安妇所遭受的不幸，正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二战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也同样热烈欢迎日本女人来当慰安妇，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日本皇军的荒*烂已在世界历史上到了高峰，他们ling辱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还不感到满足，还要把本国的妇女招募来陪他们睡觉。于是日本慰安妇不但给自己，而且也给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民族都带来了深深的耻辱，但是，这只是到后来才被发现的。
当时，军国主义已统治了整个日本，使得一切都要为它服务。为了它，廉耻、道德都可以丢弃，也必须丢弃。于是日本政府、军队、人民和日本女人自身都认为日本女人去当慰安妇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光荣。假如日本人民真的反对战争，我们就无法理解慰安妇这一现象。
日本人民有没有战争责任呢？我们慢慢看下去吧！当时，在战火快要烧及日本本土时，东京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因两个儿子都在前线“玉碎”，便在街上*身亡，死前一边啕号大哭，一边高呼：“大东亚圣战胜利了!大日本帝国万岁！”这个老人竟丝毫也不对给他家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愤恨，却依然拥护他的国家的侵略战争，认为失去两个儿子是值得的、光荣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人之常情，他又为两个儿子感到悲痛，更因为对他国家的前途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临死前那么啕号高呼。他心里说不定还有另一种意图，即妄图用他的死来激励其他日本人，使他们更加奋勇地去战斗，同时还不死心，还希望他的国家取得最后胜利。他此时的心情可谓矛盾至极。这个老人并不像有的人认为那样是一个不情愿的殉道者，而恰恰相反，是一个情愿的殉道者，要不然，他为何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天皇!”呢?作为一个快要死的人，是应当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家家户户的老小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还有的竟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东京青山通有的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狂热地、坚决地拥护的侵略战争已失败了，他们绝望了，愤怒了，才做出了这一幕幕其他国家无法比及的事来。但是，对于这些事，中国人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是少数现象，大多数日本人是欢迎日本投降的。我只能同意这句话的前半句，而不同意后半句。不错，相对来说，那些事是少数，但却具有典型意义，那些事正说明了日本是整个民族（包括日本人民）都对日本投降感到绝望和愤怒的。不是这样吗?难道要日本所有小学的校长和学生都投海自尽了，日本所有的人都自杀了，才能证明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吗?日本那些令人惊骇的事很显然是日本人民拥护战争的典型表现，是属于日本整个民族方面的，而不是属于只代表“少数”部分人的那方面的。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军队。说到日本军队，中国人自然都会表示强烈的愤怒。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无恶不做，他们好斗成性，疯狂野蛮，残忍无情。只要看看这些士兵（从日本人民中来的人），那么，再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只怕是难于令人信服的。1932年9月16日中午，200多名日本守备队和宪兵队将平项山村子团团包围，将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少*赶到平顶山下的一块草地上，用六挺机关枪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扫射。人群一排排倒下去，一霎时血肉横飞。一阵枪杀之后，那些杀人恶魔唯恐不能斩尽杀绝，又让汉奸用中国话喊：“鬼子走了，跑哇！”倒在血泊中没有被打死的人闻声一动，机枪又响起来。接着，日军又检查尸堆，发现尚活着的人就用刺刀扎、战刀砍、手枪打。一名日军用刺刀挑开一个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看看日军是何等的野蛮恶毒，居然“检查尸堆”，居然挑开“孕妇的肚子，扎出了婴儿，挑在枪尖上取乐”。如果日本人民真的是“善良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在战场上是不会表现如此残忍的。再看南京大屠杀，这场大屠杀夺去了三十万无辜中国人的生命，更为可恨的是，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和奸杀。在这场无耻至极的污行中，连老人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ling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1937年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本段事迹均引自《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本段所引只是其中万一而已。在此，我想问问中国人：“如果日本人民是善良的，为什么日军又如此残忍野蛮？难道是‘善良的’日本人进部队后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么？”恐怕不是这样。日本部队恐怕还没有这样大的能力，在蓦然间就能将如此之多的“善良的”日本人变成一群群恶魔。那么只能是日本人在进部队前（换句话说在民间时）就是一个个恶魔，在进入部队后才会如此无耻、野蛮、凶残。正如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我们说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又有什么说服力昵?
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看到这句话，那些认为“日本人民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是否还得为他辩护，说他只是到部队后才变成一个蔑视中国，赞扬“圣战”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民是怎样欢庆胜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妇女也身着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日本人民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绝好画照。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这个人名叫埃德温·莱顿，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当时，美国要给日本投放原子弹，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却很是疑惑，因为在他看来，投放原子弹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弹，又难于使具有浓厚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问埃德温·莱顿教授。这位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这位教授的话说明，日本天皇的权威是极大的，但即使他仍难以让日本人投降。可见日本人是拥护战争的。自然，日本人民也是拥护战争的。（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位教授的话：裕仁宣布投降前，遭到激烈反对)
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作《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中谈及二战时说：“……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类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许地，而是积极地拥护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对中国和对世界的侵略。而中国人却硬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并且是无罪的，这只能欺骗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
日本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淫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乳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户，挖出孕妇的胎儿；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对此，中国人却认为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罪责而已。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良女到军妓，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日本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武器和粮食送给日本军队，并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官兵又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直接执行者，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无可推卸。
日本人具有浓厚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在本世纪30年代与“现代”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便恶性地膨胀起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断，产生了一种更加反动、更加野蛮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浸透了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杀气腾腾的凶神恶煞和刽子手，而在日本天皇和各级军官上司面前却又是十足的奴仆和炮灰。他们神魂颠倒，兽性大发；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愚忠精神，视死如归，甘愿充当“肉弹”，在战场上宁死不屈；他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恶毒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孺；他们像疯子一样驾驶飞机去撞美国飞机和军舰。所有这些现象所体现出的好斗和凶残的精神，是日本和族的精神，是每个日本人都具有的精神。如果把这种精神说成仅仅是日本军队才有的，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日本人民无疑也具有这种精神。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所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很显然，武士道精神也存在于日本人民的灵魂中。而武士道精神正是好斗、凶恶和愚忠。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民内心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
侵略别的国家，屠杀别的国家的人，强奸别的国家的妇女，奴役别的国家的人民，抢劫别的国家的财产，烧毁别的国家的房屋，这是令人痛快的事，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人性便是如此。日本人民并不例外。
不错，二战时日本确有和其他一些人反对那场侵略战争，同情中国；也有些日本士兵逃跑，甚至暗地里帮助中国抗日军队，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少数现象而已。偏偏中国人却爱扩大这些事情的意义，说：看哪！这说明日本人民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殊不知，日本正宣称和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并且正妄图称霸全球呢！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心灵太脆弱了，太善良了，凡事都往善处想，不敢往恶处想。他们宁愿抹杀事实，自欺欺人，也不愿也不忍把恶人说成是恶人。他们喜欢把罪恶淡化，把善行扩大。所以他们一贯认为，好人好事——哪怕很少——便可代表全体，而恶人恶事——哪怕很多——却无资格代表全体。这种心理便使得他们把寥寥几个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日本人说成是日本人民，而把千百万个鼓吹战争，蹂躏中国的日本人说成是少数。中国人这么做，无异于叫唤：一可代表一百，而九十九却是少数。（中国的这种作法虽然蛮不讲理，倒也是中国的国粹。1995年，深圳瑞进电子有限公司韩国女老板强迫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集体下跪，当时只有一个叫孙天帅的人没有跪，其他人都跪下了，这是何等的让人痛恨；更可气的是，直至1996年，中国的宣传界还非常高兴，竟说，他没有下跪，表明中国人有不跪的传统。一个诗人还为此而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诗《中国人，不跪的人》，然后列举了文天祥、岳飞等例子。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错，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民产生了厌战心理。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可要知道，此时日本人厌战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日本人民由于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由于日本节节败退，他们对前途感到悲观和恐惧，这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心理。换句话说，是日本再也捞不到好处才使得日本人民厌战甚至反战。这是人之常情。这好比一个强盗，去抢人家的财产，和人家争斗了好久，最后打不过人家了，占不到便宜了，便产生了后悔心理。假如日本仍能捞到好处，日本人民是仍会拥护战争的。另一方面，由于具有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民族优越感和好斗传统，日本人民又不甘心停止战争，更不愿意投降，相反，此时还想称霸全球，统治其他民族，所以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仍在支持这场战争。长期的熏陶和心理积淀使日本人养就了贪婪、野蛮、凶残和好斗的思想，并且根深蒂固，不可能因眼前的挫折和失败而改变。正如强盗不可能一下子幡然醒悟，丢掉他的狼子野心。前文的美国心理学教授的话即形象地说明了日本人是难于投降的。日本人（包括日本统治者和日本人民）将抱着“一亿玉碎”的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是，在神一般的天皇的命令下，日本才投降了。否则，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日本和族从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人也确实勇敢，宁愿民族灭亡，也决不投降。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虽然对战争产生了犹豫、怀疑、厌恶甚至反对的情绪，但更倾向于“主战”。而中国人在评论时却只看到了前一方面，没有看到后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民是完全反战的，但在这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却是主战的。因而总的看来，日本人民是主战的。
中国人常说某某民族好斗；但这时若有人对他们说，这个民族的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是拥护战争的，那么，他们又会挣红脖子，突起眼睛，争辩说不是这样。因而中国人会说日本和族是个好斗的民族，但绝不会说日本人民是好斗的人民，更不会说得那么白，说日本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拥护战争的。其实，一个民族好斗的话，其人民拥护侵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假如这个民族的人民不拥护侵略战争的话，这个民族好斗也无从说起了。像日本和族这样好斗的民族，我们却要把它的人民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实在荒唐可笑。
日本人民是不友好的、不善良的、不爱好和平的，实际上他们是野蛮的、凶残的和拥护战争的，他们比当时的德国人还要百倍地狂热而顽固地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对此，又有谁能否定他们的战争罪责？但中国人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日本人由于从小生长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才拥护那场战争的，因而日本人民仍然无罪。这些中国人承认了——无意识地承认了——日本人民是拥护侵略的，比起那些顽固地认为日本人民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国人要进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但他们又把日本人民的罪责推卸给了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按他们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助人为乐的人也没功劳了？惩罚凶徒的人也没功劳了？抗敌入侵的人也没功劳了？因为他们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的。
我们必须清楚，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是由日本人自己造就的，并非天生的，没有日本人，哪里会有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因而归根结蒂，是日本人自己使自己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并拥护那场侵略战争的。所以说，日本人民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中国人实在有办法，妄图转移我们的注意方向，使我们只去追究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这种抽象东西的罪责，而将实在的人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是在中国用得极多的为日本人民推卸罪责的伎俩。这种伎俩像散发出的迷雾，遮住了事情的真相，长期以来一直迷惑了中国人。
当代日本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中国人所谓的“环境”如出一辙。我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日本人，而且还是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中国一部分人和日本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日本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日本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日本国问罪就是了。
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日本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他所有罪人的罪责：中国的秦桧、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日本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还有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无一例外。因为他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恶棍，他们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养就了罪恶思想，从而才去作恶的。
中国人其实完全可以造出一个“人类环境”和“人类制度”来，认为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是这二者制造出来的，于是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无罪了。
中国人很奇怪，他们反对“人性本恶”论，也反对“人性本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但却独独认为日本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变恶了。由于日本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尽管他们犯下了罪行，中国人也认为应当开脱其罪责。看来，中国人似乎认为，只有日本人民（还有其他人）天生下来就是坏蛋，我们才可追究他的罪责，否则，我们只有去追究“环境”的罪责。这是那门子逻辑？
纵然日本人民是“本善”的罢，他们在事实上总犯了罪，我们也依然要追究他们的罪责。这好比一个人，纵然他是善良的，甚至是高尚的，假如他由于被人引诱而杀了人，甚至由于失误而杀了人，法律也依然要制裁他，而绝不能认为他无罪。
我敢说，现在的中国人接受“日本人民善良、无罪”这一观点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当时并没有问：“为什么是这样?有什么证据吗?”他们当时接受的也只是这一观点，而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到要看这方面的证据。他们接受这一观点后，从此再也没有怀疑过。其实，中国人只要略略动动脑子，再大胆一些，就可很容易地发现日本人民是有罪的。
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绝不像中国人说的那样是没有的，也并不是很小的，而是很大的，与日本统治者的战争罪责各有千秋。说日本人民无罪，乃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大错案。
至此我们可得出结论，日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拥护那场战争，其人民也拥护那场战争，日本是整个民族都拥护那场战争；日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要承担战争罪责，其人民也要承担战争罪责，日本是整个民族都要承担战争罪责。
中国人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其罪责只在于日本统治阶级。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五十年来我们便不能说日本是战败国，而应当说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战败阶级。近几年来我国也不应当要求日本给我国以民间赔款，而应要求日本统治阶级给我国以民间赔款。
纵然战争罪责只在于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无干，那么到最后，我们也要把这一责任归到整个日本民族，从而我们还得向整个日本民族复仇，自然，日本人民也逃脱不了那场灾难。这正如一个人用手杀了人，我们不能只治罪那只手，把那只手剁了便完事，我们要把这个人处决。我们无法将统治阶级与民族割裂开来，认为前者犯的罪与后者无关，恰恰相反，应当认为前者所犯的罪也即是后者所犯的罪。实际上，统治阶级的所做所为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功过，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日本整个民族有罪，毋庸多言。
世界上还会有其他国家会像中国一样，千方百计地为给自己带来深重灾难和耻辱的敌人洗刷罪名么？想来是不会有的。中国是一个昏聩愚顽的国家，这个国家数十年来固执地认为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和反对战争的。在中国人眼里，“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光辉的、神圣的、至上的、不容怀疑的和不容亵du的；于是“人民”便永远都是大仁大德之灵物，具有绝对的道德、绝对的良心、绝对的正义、绝对的善良，她绝对的爱好和平，绝对的不会犯罪。因而“人民”便永远可做罪恶的事，而又永远不会被推上审判台。日本人民要是能利用中国人这种心理，那么以后就请放心来侵略中国就是了。中国是绝不会来追究你们的罪责的，更不会来报复的。
日本人民是巴不得中国人把他们说成是无罪的了，因为这样一来，日本的战争责任就只有归咎于日本的一小撮统治阶级了，而与整个民族无关，日本和族的形象自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由于中国认为日本人民是无罪的，所以造成相反方面的研究极少，几乎为一项完全的空白。这方面的资料因而也极少，我无法拿出更多的论据来证明这点。但是，凭这些论据已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观点了。同时，希望更多的人来填补这项“空白”。
最后，为了使中国人有胆量接受“日本人民不善良、有罪”这一观点，我在此有必要谈谈人民的弱点。这算是题外话。在中国人眼里，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定能战胜邪恶和敌人。事实并非如此。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像打猎一样捕杀塔斯马尼亚人，到一八七六年，最后一个名叫特鲁加妮妮的妇女死掉了。于是塔斯马尼亚人灭种了。塔斯马尼亚人失败了，而且是永远地失败了。可邪恶却胜利了，永远地胜利了。再如，白人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驱逐并大规模屠杀美洲大陆上原先的主人，使自己这个“客人”反而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印第安人也永远失败了。而邪恶和敌人却永远胜利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人民并非是不可战胜的，邪恶并非是必败的。人类就是这样，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在人类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命运十分悲惨，因而举行了无数次的起义和斗争，但又无数次地失败了，遭到了残酷的报复。于是正义屈从于邪恶，人民屈从于敌人，照样过悲惨的生活。他们含悲茹恨，逆来顺受，默默无言，不再反抗。而邪恶依然得势，敌人依然高高在上，骄横跋扈，压榨人民。可见，人民并不是大无畏的，她有她的软弱性，不可能与敌人永远战斗下去。
一个国家的人民，知道了她的政府是个剥削阶级的、反动的、卖国的政府，并且在为推翻这一政府而奋斗，但往往要经过十多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取得胜利。为什么如此缓慢呢？按说，人民的人数远远要多似她的统治者，如果人民什么吃穿用度的物资都不给统治者，不去参加对方的军队，并和他们斗争到底，把他们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那么，不要说一百年，甚至只须一个月就可以把政府推翻。可是事实总是与人们意料的相差很远，推翻政府总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人民有她的分散性和拖滞性，这又是她的弱点之一。
人民并非是大智大慧的、明察秋毫的，她有她的知识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有的国家维持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或让一僵尸思想统治了数千年，其人民却一直没发现其中不合理的地方；有时，许多国家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他们祖国的人民所认可，而宗教这种反动落后的精神鸦片却长期为这国人民所接受：这些都说明了人民有她不知道不明了的地方。
世界上许多民族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国家，虽然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拥护统一，但总是迟迟不能如愿，可见，人民往往只顾过那种庸俗的生活，能吃好穿好就够了，至于那统一国家的大事，见鬼去吧！他们之间甚至有时还不能和平相处，还要干戈相见。虽然这里面有许多原因，但无论如何原因也有人民的一份。
人民还有其他弱点，难以尽述。
或者有人以为我以上所述的各种人民的弱点都有其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想为人民的弱点做辩护，但我要说的是人民的弱点，而不是其原因。
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其人性，人性是有缺点和劣根性的，总体便表现为人民有其弱点。我们不要盲目迷信人民。
啊！人民，在你那眩目的光辉里，隐藏着多少阴影啊！日本侵略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人民也因此而涂上了浓厚的阴影，但这一阴影却长期被“人民”这个词的光辉湮没了。
为什么中国认为日本人民是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无罪的呢？这是因为：
中国人太善良了，他们不忍心承认日本人民是有罪的；中国人也太懦弱了，他们不敢承认日本人民是有罪的。“人民”这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太光辉了、太神圣了，他们虔诚地膜拜在它的脚下，凡是和它沾边的，他们都一概给予肯定和赞颂，而丝毫也不表示怀疑和批评，连想都没想到这么做。因而中国人天真地认为，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是善良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自然也是如此。
这更因为：阶级斗争的理论使得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民善良、无罪。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影响巨大，中国和中国人民便是用这一理论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的；建国后，中国又掀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高潮。中国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释人类历史的几乎全部现象，像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更加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了。而当这么解释时，就必然会得出结论道：这是一个阶级侵略、压迫另一个阶级；日本侵略中国，是日本的统治阶级侵略、压迫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中国这么解释时，却没有注意到民族有她的民族性。侵略民族虽也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但这两个阶级却又属于同一民族，在对外侵略时，表现为二者为民族的共同利益和荣誉而斗的民族性。被侵略民族虽也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但在他们的民族受到异族侵略时，他们都受到了欺凌和压迫，多数情况下二者会共同进行英勇的抵抗（当然，有时前者会和侵略民族一同来欺凌压迫后者），这时二者也表现为为民族的共同利益和荣誉而斗的民族性。因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既有阶级性，也有民族性，二者是并存的。
诚然，用阶级的标准来划分人是一件伟大的创举，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就不可再用其他标准来划分。实际上，人还可用性别的标准来划分成男人和女人，还可用年龄的标准来划分为小孩和成人，还可用经济地位的标准来划分为富人和穷人，还可用种族标准来划分为黄种人、白种人、棕色人、黑人，还可用民族的标准来划分为中国人、犹太人、日本人，等等。用其中任何一种标准来划分人时，都并不意味着不可再用其他标准来划分，事实上这些标准是共存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既存在男人和女人，也存在成人和小孩，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色人和黑人，中国人、犹太人和日本人，等等；自然，也存在这个阶级的人和那个阶级的人。而阶级斗争理论往往只看到人类可用阶级标准来划分，因此，当一个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时，它便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了。可惜，它解释得并不很成功。
阶级斗争理论形成时，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偏颇和束缚，以及它的狭隘思想。它由于以为自己伟大，就以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就以为自己能解释一切，而其他理论却无能为力，却不知世事是复杂的、多重的、交叉的和并存的，自己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实际上，用民族理论，甚至用人性理论却可以对侵略这一现象作出几近圆满的解释。
一个民族受侵略受蹂躏时，受辱的不仅仅是她的人民，而是整个民族。在中国的清朝和民国期间，受辱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中国的被统治阶级，受辱的还包括中国的当时的统治阶级，一句话，受辱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
日本侵略中国，并不仅是日本的统治阶级来压迫中国的被统治阶级──中国人民，日本的被统治阶级——日本工人和农民也压迫着中国的被统治阶级。这时的中国人民受到中国的统治阶级、日本的统治阶级，还有日本的被统治阶级这三个阶级的压迫。有人说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这与日本人民压迫还是没压迫别人毫无关系。实际上，日本人民也是害人者(毋宁说更是害人者。中国人向来只看到了日本人民的无足轻重的受害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更为主要的害人的一面)。这正如封建社会中的某些妇女，她们是受害者，受着封建礼教的深重压迫，但同时又是害人者，强烈要求其他妇女也遵守封建礼教，谁要是改嫁，私奔，“失节”，被强暴，她们就会反对，唾骂，打击，甚至残害。中国人认为世界各国的被统治阶级都是阶级兄弟，都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互相压迫和欺凌，这是大错特错了。
在某种情况下，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会变成反动的阶级。二次大战时，日本便是如此。这要令那些迷信“人民”的中国人惊骇异常，难以接受，但事实如此，我并没有诬蔑。同样，我们应当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请下神坛，不要盲目地迷信他们的道德与良心。谁说人民不会做出罪恶行径呢？日本是不用再说了。在德国，1933年，纳粹党人数达150万，其中工人和农民共50多万，二者占纳粹党人数的30％以上，此外党外支持纳粹党的工人和农民不计其数。同年，德国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人，另外还有德国工人和农民便把纳粹党拥上了权力的宝座。从此，德国工人和农民便参与了有组织有目的的疯狂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
中国人很善于把罪恶归咎于统治阶级，而把光荣归功于人民。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但把人类近现当代时期，而且把整个人类文明历史时期；不但把中日范围内，而且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侵略战争、争霸战争和种族屠杀等等行为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各国统治阶级，而丝毫也没有再深入一步地研究，看看有没有人民的责任。中国人以为，凡是人民，都是友好的、善良的、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他们参与了战争和屠杀只不过是被*的，或被骗的。这样一来，他们便认为，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美国将印第安人赶进“保护地”，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并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日本侵略中国……这些罪行都与各国人民无关了。但执这种论调的人其智力实在只处在小儿水平。
三日本不是中国的朋友
日本给中国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和耻辱，可是中国依然把它当做朋友。在中国的电台上、报纸上、杂志上等等一切宣传工具上，以言论、小说、诗歌、散文等等各种形式宣传着“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日两国是自古以来就存在友好交流的”等等论调。可是，中日两国实在毫无友谊可言。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应当是：日本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绝不是我们的朋友。
日本在历史上得益于中国最大，可是它却忘恩负义地侵略中国，又使得中国受害于日本最大。这样，即使日本在1872年以前是中国的朋友，但在这年之后却绝不是中国的朋友。1937年到1945年之间，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造成了中国数千万人死亡，无数妇女遭到ling辱。这样，中国不但不能把日本当朋友，而且永远也不要把它当朋友，相反，要把它当敌人，且是头号敌人。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这好比你以前有个朋友，后来他背叛了你，并且杀害了你的父母，抢劫了你的家产，那么即使到死，你也不会把他当作朋友，相反，会把他当作刻骨仇恨的敌人，并且发誓要复仇。
可是中国不这么做，他依然把日本当作朋友；而且从宣传的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内容之深刻及时间之久来看，日本还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谁能相信，这位最好的“朋友”却是伤害中国最大最深的人。中国像个修道的和尚，完全不会记恨别人，只知无限慈悲，无限宽容地对待一切人——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即使谁卑鄙地骗他，割他，污辱他，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原谅他。中国在这点上表现得毫无骨气，而且特别昏聩。他以非为是，以恶为善，以敌为友，抹杀了是非善恶标准。这是个懦夫兼蠢夫的国家。在中国的眼里，他永远也没有敌国；凡是国家，都是他的朋友。中国发明了一个绝妙的公式：国家＝朋友。1840年至1949年间侵略中国，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遭受一场最大灾难的各个帝国（包括日本），现在中国都无一例外地把它们当作朋友，其实这些国家与中国又有何友谊可言？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根本不存在友谊。昨天大家还在谈论友谊，笑眯眯地握手，干杯，致辞，今天就成了敌人，互相痛骂，撕杀。国家比人要自私万倍，无耻万倍。人有时还讲情义，还讲廉耻，会为了友谊而舍弃利益，为了脸面而不敢卑鄙行事。而国家与国家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国家会为了利益而毫不脸红地丢弃友谊。但是，这些话只适合去说其他国家，而不适合于来说中国。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是舍生取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高于一切，她确实是认真地对待友谊的。中国确实是真心地把日本当朋友的，其中绝无假意。从中国的宣传来看，中国似乎要永远把日本当作朋友了。有人也许会怀着一线希望，说，中国总有一天会把日本当作敌人的。可是我要问，中国在受了如此蹂躏与侮辱后，还不把它看作敌人，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把它看作敌人呢？
中日两国其实从未有过友谊。但中国人认为中日两国是有友谊的，并振振有词地拿出证据：因为中日两国有数千年的交流历史。可是要知道，这数千年中，中日两国有交流的人数不到两国的万分之一。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又不大需要交流的情况下，两国交流是十分少的。就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人连日本人的影子也没看见过，更不用说与他们交流了；现在也还是如此。交流的人如此之少，即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友谊，也不能说两国之间就有友谊。实际上，两国的进行交流的人也不一定就产生了友谊，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基于物质利益的。不要幼稚地认为，交流就会产生友谊。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也进行着交流，但他们之间却没有友谊，他们之间依然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所以很难说中日两国之间因有着交流就产生了友谊。
友谊是二者心灵碰撞产生的火花，而在中日两国之间又何尝见什么火花？作为朋友的两方应当是这方有难，那方帮忙；同舟共济；互相尊重；绝不会有谁欺凌谁；甚至二者之间会谱写一首可歌可泣的友谊之歌：但所有这一切，在中日两国之间都找不到。
在七十余年中，日本侵略中国，割占土地，勒索赔款，抢劫财产，屠杀人民，ling辱妇女，把中国像团子似的揉捏着，于是日本成了强者，成了优秀民族，而中国成了弱者，成了三等民族。日本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奴性十足，软弱好欺，愚昧无知。日本经济比中国发达，科技比中国先进，这更增加了日本人自负的资本，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会歧视中国的；朋友怎会歧视朋友呢？日本老板骂起他的工人时，说，你们不要像中国工人那么懒！骂人的方法很多，何必扯到中国头上来？可见日本人已养成了歧视中国人的心理积淀和心理习惯，要不然老板骂工人时怎么那么容易扯到中国工人头上来？假如日本把中国当作朋友的话，是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事的。
日本又何尝把中国当做朋友呢？而中国却把日本当做朋友，不过是乱套交情，强拉硬扯，一厢情愿而已。我实在没想到，有着悠久历史的，懂礼仪的，持重的中国会浅薄到如此程度。
四、日本和族是个劣等的民族
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绝大多数人看来，日本和族是个优秀的、伟大的民族，然而在我的眼里，它不过是个劣等民族而已，而且它还是最劣等的民族。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日本历史短暂，比中国晚进入文明历史二千余年。
我们也知道，当初，日本并没有文字，后来将中国的汉字搬进去加以改造，此后才有了自己的文字。
日本也没有艺术，后来才从中国引进了美术、泥塑、干漆法和木雕等等艺术。
日本也没有哲学，后来才从中国引进了孔儒哲学，再后来又引进了宋理哲学，当然，还引进了其他哲学。
日本也没有文学，后来学习了中国文学后才有了文学。比如，《日本书记》便是模仿中国史书编写的国家正史，而五言诗、七言诗则更是模仿中国诗的产物。
日本也没有医学，至公元七世纪才吸收了中国的医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了日本医学。另外，日本的水稻、铁器和冶炼技术也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弥生文化时代从中国传入的。日本的科学，几乎全是来自中国。
日本也没有像样的建筑，后来在模仿唐朝的建筑的基础上才建造了像样的建筑。
日本也没有教育，后来才模仿唐制，设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并规定明经科学生必读《周易》、《毛诗》、《周礼》、《论语》等等；算道科学生必修《孙子》、《九章》、《周髀》等等；明法科主要学习隋唐律令；纪传科必学《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等。
日本也没有政治制度，至七世纪下叶，天武天皇才模仿唐朝的政治而建立了其政治制度。
日本也没有衣服，后来才向中国学做了衣服，流传至今的和服便是这么来的。
以上所说的一切我都不想进行繁琐冗长的论证。
总之，日本和族从头到脚，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国塑造的。但我们不要以为日本和族和我们是同一民族。难道不是这样吗？
日本人民没有什么革命传统。在日本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任何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也没有发生过任何闻名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方面的闻名人物自然也没有。日本至今还保留着落后的天皇制；日本女人至今嫁夫还要从夫姓，这都是日本人落后、保守的表现。
日本从诞生起，其文学、哲学和艺术在世界历史上便几乎没有地位，在这三方面也找不到闻名世界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只有它的科学，似乎在世界上尚有地位。但我们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日本古代科技很是落后，而近现代以来，日本虽然科技先进，但从不曾有过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也从不曾有过伟大的科学家。日本不过是善于利用并改进别人已经发明和发现的东西而已。所以日本在近现代以来科学虽然是先进的，但并不是伟大的。这也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共认。
日本在民族道德上更不足以称道。众所周知，日本战后至今没有正式认罪，相反，百般抵赖。这连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民善良、无罪的中国人都感到极为气愤。
1952年至1975年间，裕仁共参拜了靖国神社七次，他说:“我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起批评，但英烈们是在我的名义下为祖国献身的，我怎能不来祭奠?”1971年9月18日至10月13日，裕仁携皇后良子访问丹麦、比利时、法国、英国、荷兰、瑞士和联邦德国七国，归国时顺访美国，但在访问时，他并没有讲对战争道歉的话，因而在有的地方被称作“希特勒”，要他滚回去；他种下的纪念树在第二天便被砍倒，树根上被倒了浓盐酸。
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明治维新后至二战时为止的日本在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时死去的250万官兵的灵牌，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并被作为“为国殉难者”予以祭祀。日本借口尊重国民感情，选定8月15日作为首相和其他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日(如果他们尊重国民感情没有尊重错的话，那么说明日本国民也不承认那战争是侵略战争)。1975年8月15日，正值日本投降30周年纪念日，三木首相以个人“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自那后，日本历届首相（池田勇人除外）都在靖国神社春秋两次大祭时以“个人”名义前往参拜。80年代后日本政府首相加上几乎所有内阁成员都在8月15日“终战纪念日”这天参拜。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出席政府召开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会”后竟带领全体成员“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更让人愤怒的是，1996年日本通过了一项法律，明文规定今后各国国家元首访问日本时，必须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今后我国的国家元首去日本时，也得这么做了？
在此我想说句题外话，本文若以后得以发表，那么本节中每年都得增加最新的有关日本否认罪行等等方面的内容，才不致使本节内容显得陈旧落后，当然本节内容同时也得进行精减。
1988年2月，当时的日本首相竹下登说：“上次战争是否是侵略战争，应当由后世历史学家做评价。”1994年5月，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当时的日本首相羽田孜竟还说他是“一个正直而又稳重的人”。实际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不只一个永野茂门，还有其他许多人。
1995年6月7日，日本通过了一项有关战后50周年的“国会决议”，从中不但无法看到日本对过去的历史存在任何忏悔或道歉之意，反而在各方面都比过去倒退了一步。该决议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与统治行为淡化为“世界现代史上殖民统治和侵略的种种行为”潮流之一，暗示日本只不过是身不由己，被卷入旋涡中。
日本不但不为其侵略罪行道歉，相反，却为其侵略罪行颂功，胡说什么它侵略亚洲国家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从欧美殖民者手下解放出来。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谁都知道，当时日本已经步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到达了最反动最野蛮的阶段。日本当时也攻打美英等国，仅仅是出于其争霸的目的，是为了独吞中国和亚洲，哪里是为了要解放中国和亚洲。
日本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灾难的活动，他们这么做，无疑会激起对美国的仇恨，减轻自己侵略他国而产生的负罪感。日本人便是这样，谈起原子弹灾难时便滔滔不绝，而谈起日本侵略中国时却躲躲闪闪。有的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日本侵略过中国。有的日本人甚至把原子弹灾难与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提并论。这个优秀的、伟大的民族的聪明睿智的大脑竟丝毫也没想到，当时美国给它吃原子弹是为了敦促它尽早投降，以免它真的“一亿玉碎”了，同时，又是对它的惩罚，是正义行为。日本人妄图借原子弹灾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其实，当时就是美国把整个和族都炸了，也是它罪有应得，做得毫不过份。
不错，二战时，日本人民也受了害，但这与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这一事实并不抵触。然而日本人是不理会这点的，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血，而没有看到别人的血。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死了不少人，虽然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打死了不少美国人，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日本人根本不管这些，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战死者的数百万家属便反对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结论。
他们似乎认为只有自己受了许多害，而没有害别人，倒好象以后还要复仇似的。
日本不认罪的事情，罄竹难书。应当说，日本如此不认罪，是整个日本民族不认罪，而不仅仅是日本政界人士不认罪，更不仅仅是日本极右派分子不认罪；不认罪的还包括日本人民。
有人说，良心上的不安永远也摆脱不掉。可是日本人丝毫也没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他们已卑鄙到极点了。但我必须正告日本人，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不需要你们承认自己有罪，但中国将以铁和血来证明，日本是有罪的。
与日本人相比，德国人认罪态度却很好。德国人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我们德国人承认我们的耻辱。”联邦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历届政府最高领导人一直都承认德国的罪责。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甚至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忏悔。德国政府还一直积极协助以色列情报组织摩刹德追杀漏网的纳粹分子，在经济上又慷慨地给受害民族以赔款。而日本却让甲级战犯岸信介在战后当上首相，至于经济上，倒是早早地给了战后被关押过的战犯以补偿，却拒绝给中国和其他国家以赔款，这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慰安妇索赔事件也没使日本赔一分钱。
韩国《中央日报》1995年11月11日一篇名为《日本为何始终不反悔》的文章说：“日本只对强者低头，只有我们变得强大的时候，日本才能够作出真正的反省。”所以现在要使“优秀的”日本民族认罪，实在难呐！
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是一个历史短暂，落后野蛮，对人类毫无贡献的国家，因而当时的和族称不上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而在明治维新后至二战时，虽然它一直强大，但由于长期侵略他国，作恶多端，很显然更称不上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雨果说过：“衡量伟大的唯一尺度是他的精神发展和道德水平”，而不是其他什么。强大与否和伟大与否毫无关系。这是小孩也知道的道理。不错，那时的日本是强大的，但野蛮、凶恶，所以它不能称为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假如它称得上是优秀的、伟大的，那么，毫无疑问，大杀人犯、大强盗、奸相、阴谋家和卖国贼等人也都可以称为优秀的、伟大的人了?二战后，日本虽迅速崛起，成了世界强国，但由于它顽固地否认罪行，仍然暴露出其丑恶思想，因而这时的和族仍称不上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一个优秀的、伟大的民族，应当是一个勇于承认过错的民族。正如一个优秀的、伟大的人，应当是一个勇于承认过错的人。世界上从来不会把一个犯下滔天罪行而又不认罪的人看作伟人，也不会把一个这样的民族称做伟大的民族。
纵然日本战后真的认了罪，似乎还不能称作优秀的、伟大的民族。因为评价一个民族时，要看其全部，而不能看片断。日本在1945年后，即使是伟大的吧！但在1945年以前，无论从哪方面讲，它都不是优秀的、伟大的，相反，是劣等的。日本处于劣等的时间远比处于优秀的时间长，所以日本仍是劣等民族。
假如把日本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在一到九十四岁之间活得平平常常，窝窝囊囊，在九十四岁到九十八岁之间却做尽坏事，在九十八到一百岁之间却又不认罪，那么，这样的人谁会把他当作伟人呢？同样，这样一个民族谁会把它当作优秀的、伟大的民族呢？
日本现在虽然没有侵略他国，实际上它依然是个“恶国”。恶国并不要每时每刻都要行恶而从不停止。正如一个恶人并不要每时每刻都杀人而从不停止。实际上，他一生中只要杀过一次人，就永远是恶人。谁也不能说，这个恶人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杀人，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里杀了人，因而他不是恶人。人对善对恶的要求是不同的。日本虽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一瞬间侵略过他国，屠杀过他国人民，但它将永远是恶国。
优秀的、伟大的民族，人们总是希望其越多越好，但是我想，像日本这样的“优秀的、伟大的”民族，要是有一百个，那么在二次大战时人类早已成了地下的累累白骨了。所以像日本这样的民族还是越少越好。
像日本这样的民族，要么太弱小，无力去欺凌其他民族，要么足够强大，便老想着去欺凌其他民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付诸现实。正如1995年8月17日韩国《东亚日报》文章《日本的本质没变》上说:“日本这个国家认为它只要有了力量，就理所当然地要侵犯别人，因此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日本都将以力量为基础来对待我们。”所以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最好是不要让它强大，否则人类终究有一天要遭殃。
日本，这个曾被中国称为“倭国”“倭奴国”的国家，有何资格称为“优秀的、伟大的”民族？纵观它的历史，它对人类贡献甚微而荼毒甚大。它的国民也不过都是恶魔，专门屠杀善良；又都是牲畜，专门污辱妇女；又都是强盗，专门抢劫财产；又都是小人，专门忘恩负义；又都是无赖，专门否认罪行。恬不知耻的日本人，昂起他们的脸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的民族是个优秀的、伟大的民族！”而愚蠢的世界人民竟半蹲着、仰视着日本人说：“是的，是的！”而中国人竟跪在地上，仰视着日本人，说：“是的，是的！”这是多么的令人痛心。一九九六年，当倭奴国石原慎太郎正在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时，中国人还在宣扬倭族是优秀民族，并且表现得顽冥不化，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石原慎太郎的说法是多么的正确。
也许有人会说，民族没有优劣之分，各民族都创造独自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都为人类做出了贡献。这是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看法。但是，这种论调只是出自善心，而不是出自事实。作为事实是，民族有优劣之分，正如人有优劣之分。人，有救人者，有杀人犯；有民族英雄，有卖国贼；有高尚者，有卑鄙者……而民族，有的文明，有的野蛮；有的知足，有的贪婪；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先进，有的落后；有的历史悠久，有的历史短暂；有的创造出辉煌的文化，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而有的却在文化上没有什么突出成就；有的为人类造福，而有的却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便是民族的优劣之分。我们把世界的民族放在一块比一比，总能分出优劣来的。谁说民族没有优劣之分呢？
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本来是可很容易地发现它是一个劣等民族的，但又为什么世人普遍认为它是一个优秀的、伟大的民族呢？这主要是因为人有一种劣根性，即崇尚“力”。一个人要是奴役着别人，那么，人们往往夸赞并羡慕前者，虽然他是该否定的；而鄙视后者，觉得他没用，窝囊，虽然他本该得到同情。在这个卑劣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杀一个人会被当做罪犯，而杀一万个人会被当做英雄，杀一万万个人会被当做神。总之，杀人越多，便越受敬畏，崇拜。穷凶极恶的希特勒，在中国都不知有多少崇拜者。1872年至1945年间日本侵略中国，显示了它的“力”，那么，即使它的所做所为是最无耻最罪恶的，人们也依然崇拜它，把它当做优秀的、伟大的民族。谁还会真正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它的优劣呢？
假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到现在仅仅是经济和科技发达，而从没侵略过其他国家，那么它的“名声”是不会有现在这么响的，更不会被人说成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日本的“名声”是建立在数千万中国人和亚洲人的尸体上的。附带说一下德国，假如它也仅仅是经济和科技发达，而没有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它的“名声”也是不会这么响的。
人便是这样，一方面反对侵略别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崇拜侵略者，同时恨不得自己也去侵略别的国家，称霸全球。
五、天皇是战争元凶
谁要是去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里做一番调查，就会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会说，天皇（指裕仁）是傀儡。那么，裕仁到底是不是傀儡呢？答案是否定的。裕仁既不是被人*纵的傀儡，也不是简单的盖印工具，而是大日本帝国的唯一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唯一最高统帅，他拥有统治总揽权、军队统帅权、宣战媾和权、条约缔结权、官吏任免权、法律批准权或否决权、单独命令发布权。甲级战犯近卫文(麻字下加吕字)在其手记中承认：“日本的宪法是以天皇亲政为原则，跟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根本不同。尤其是统帅权的问题，政府完全没有发言权，能控制政府与统帅部两个机构的只有天皇陛下一个人。”
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四条规定，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据宪法规定行使之。第四条虽然和第一条有所不同，但天皇是日本唯一的最高统治者这一点却是不变的。第四条看起来好象天皇的权力受宪法限制，但这宪法又是根据他的意愿而制定的，因而天皇的权力就等于没受限制。第四条的规定，不过是为天皇专制制度造上一点民主的假像，减少当时人们对它的批评而已。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依据这个规定和其他法律，军队由天皇亲自统帅，政府也好，帝国议会也好，都不许过问。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发布了以日本军队和官兵应有的道德准则教育全军的《敕谕》，裕仁天皇便像这《敕谕》所写的那样，根据他的命令设置掌管具体事务的机关，陆军参谋部（以陆军参谋总长为首）和海军军令部（以海军军令部总长为首）就是这样的机关。这种机关直属天皇，完全独立于政府，对政府和国民不负任何责任。可见，日本军队完全由天皇个人统帅。仅从这一点看，天皇也应承担战争责任。
有人说天皇是其臣子的傀儡，这与事实不符。须知道，根据日本旧宪法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任命是天皇个人特有的权力，首相以外各大臣的任免，也逐个由天皇决定。对首相和各大臣的任免，天皇事先没有与任何人或任何机关商量的义务。不过，在裕仁天皇时还有不成文的法律，即：天皇首先询问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谁可做首相，元老便推荐人选，天皇则无条件地任命该人选。后来，在1937年，元老因年老不胜其职，从此便改由内大臣推荐首相。内大臣常在天皇身边，对天皇的大政方针和他对人物的评价非常熟悉，所以他能充分体察天皇的意图而提出首相人选。而首相任职后，天皇若一旦以任何形式表示不信任时，必须立即辞职。如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首相田中就此事最初向天皇报告说是关东军所为，但又对社会上慌称事情真相尚在调查中。在这期间，人们逐渐查到事件真相，帝国议会也强烈要求政府发表事件真相。田中向天皇请示隐瞒事情真相。天皇便很严肃地说：“那么，首相所说的不是前后矛盾了吗？”田中无言以对，退出宫中，提出辞职的申请。天皇予以批准。因而内大臣推荐首相人选不是随便的，他不能不重视天皇的意图。表面上内大臣对首相的上台更有决定权，而实际上决定权却在天皇手上。实际上，就是内大臣也是由天皇任免的。如1940年，在推荐内大臣人选时，天皇先后提出了若（木旁加规字）礼次郎、近卫文（麻字下加吕字）、平沼骐一郎，又都觉得他们不合适，最后提议了木户幸一。同年6月1日，木户幸一便上任了。
对于首相以外的内阁大臣的任命，天皇也是有很大权力的。当时的裕仁向组阁人员指名提出大臣人选，而不是只由组阁人员决定大臣人选。如果不合天皇的心意，即使是陆军三长官一致同意推荐的人物，他也决不予以承认。他这么做是因为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元首，是陆海军大元帅，要直接发挥自己的职能。天皇甚至对各部高级官员的人事安排也是参与的。如1939年9月中旬，首相兼外务大臣的阿部谒见天皇时，天皇突然说：无论如何也得换东亚局长。”于是不到一个月就更换了东亚局长。
由此可见，裕仁天皇对首相、各国务大臣以及内大臣的人选是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判断，选择和任免的。至于陆军和海军，它们的人事问题必须在各自内部酝酿，绝不允许外来干预。但也有例外，如阿部内阁的陆相，米内内阁的陆相，都是根据天皇的示意而确定的。1938年6月，近卫内阁陆军大臣杉山元的辞职，便是因为天皇支持了近卫首相的要求强制这样做的。1940年9月，天皇又积极提议要免去闲院宫的陆军参谋总长和伏见宫的海军军令部总长的职务，这两人便先后辞职了。
天皇在内政外交上也有主导作用。如，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后，广田被任命为首相。天皇在举行亲任式时，作了如下指示：第一，按宪法施政；第二，应以国际友好为基础，尤其外交上不要强加于人；第三，应在财政和内政方面，不宜作急遽改变。于是各大臣便把这些记下，并决心按他的方针施政。再如，1941年天皇由于强烈意识到日美战争迫在眉睫，便在近卫首相辞职后，任命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组阁，并强调“加强陆海军的密切合作”。可以看出，天皇并不是不加判断地按臣子建议行事，而是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指挥着政府的。
裕仁心里是有数的，他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国家元首，而不是傀儡，所以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威。在必要时，他会坚持自己的方针，而用不着听命于政府、统帅部及其他辅佐机关，甚至还要压制他们的意见。如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陆军大臣川岛等人认为叛军虽然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但“其精神乃是出于为君国着想”，因而主张从轻发落。但天皇不同意，大骂叛军，主张镇压；后来见还不镇压，便愤愤地说：“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平定叛乱。”在他的强硬态度的*迫下，叛乱军官终于受到镇压。再如1938年，日军妄图进攻张高峰苏军，但天皇否决了统帅陆军部队的唯一最高辅佐机关的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一致决定的意见，指示不准进攻。后来当地军队欺骗参谋本部说苏军进攻日军，从而还是挑起了战争。但参谋本部因为牢牢记住了天皇决不准进攻的指示，便压制了当地军队，且没再增援兵力，因而导致当地日军的失败。可以看出，天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盖印工具，只知盲目地同意臣下的意见，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判断力，具有很大权威的军队最高统帅。
纵上所述，可知天皇并不是什么傀儡。说他是傀儡，乃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二大错案。
虽然在历史上天皇曾确实是傀儡，但自明治天皇以后，天皇的权威便迅速上升了。1912年明治天皇辞世后，日本国民悲痛号啕，自杀者不计其数。有的甚至先捅死全家老少再自杀，甘愿三世为天皇殉葬。而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乃木希典陆军大将也自杀尽忠。从这里便可看出此时的天皇已是具有神秘力量的真正君主，而不是傀儡了。至裕仁天皇时，天皇的权威已到了顶峰了，虽然没有人为他殉葬（这也是他当时没死），但却有着更多的人为他尽忠。
日本人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统治日本的现人神。1868年的明治政府发布文告说：“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正一位的神虽然各地都有，但都是天皇封的，天皇比诸神都高贵。”明治维新时京都府的谕告说：“想一想吧！日本是天皇的祖先开创的国家，日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天皇的。”九州镇府发布的谕书也说：“在日本这个国家里，有从天照大神起一直继承下来的天皇，这是日本自古以来一直不变的主人。”可见天皇在日本的地位有多高。天皇具有神权（这是其他国家的元首无法比及的），具有超过法律的绝对权威。日本人把天皇当做神来崇拜，对他无条件地服从，尤其在战场上把为天皇而战死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如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士兵便驾驶着零式飞机向美国飞机或军舰撞去。他们明知必死，也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们是为天皇而死的。再如，日本俘虏在临刑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日本叛乱的人在临刑前也这么高呼。天皇宣布投降后，日本军队不想投降，但又不愿违抗他的命令，于是许多官兵便成百成千地集体自杀了。日本人如此愚忠于天皇，有人却要把他说成是傀儡，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就是日本人自己也不会答应，他们无法容忍自己如此崇拜，如此忠于的天皇会是傀儡。
在日本，实行的是天皇专制主义。天皇即国家，天皇即法律，天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不受政府、议会及其他任何约束。臣民对天皇的任何言行都不能批评，而要永远无条件地服从于天皇，尽忠于天皇。这些也是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军队和国民的信念。
可以看出，天皇比起他的同类希特勒、墨索里尼还要独裁，天皇在本国内的号召力和权威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各自的国家内还要大。当然，话得说回来，天皇的才能实际上是远比后二者小的。他不过是靠世袭而得到国家元首——天皇的位置，并且又靠了一种流传了两千余年的宗教——神道教才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元首无法比及的号召力与权威。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平民出身，靠自己的才能才当上国家元首，并靠自身才能才获得了号召力与权威。
天皇裕仁既然是真正的大日本帝国元首，那么在侵华战争中，他有没有责任？现在连傻瓜也明白：有。而且还有最大责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1月5日，参谋总长从天皇那里得到参谋总长可以决定和命令有关关东军作战行动的部分权限的委任，便利用这一委任命令权，把进攻锦州的部队于11月28日退回辽河以南。但同年12月28日，关东军事先得到天皇和参谋本部的同意，再度发起了锦州战役。第二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如果参谋总长能制止关东军的擅自行动的话，那么天皇更能做到这点。但天皇并不想制止关东军，而在事后一再追认战争的继续扩大。不仅如此，1932年1月8日，即占领锦州五天后，天皇还向关东军发布敕语，表彰其“忠烈”。由于受到天皇的称赞，关东军和所有日军内好战的军官都得到极大鼓励。于是，战火一天天地扩大，从东北扩大到内蒙。很显然，天皇对这些战争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七·七”事变后，天皇很重视战争的情况，所以在11日晨，当参谋总长要觐见他时，他先接见了他，并提醒他注意苏联，而没有先接见总理大臣（虽然内大臣建议他这么做）。在这前后，天皇还召见了参谋总长两次，海军军令部总长一次。他经过慎重考虑，而后批准了参谋本部和政府关于向华北派遣大军的方案。当时，当地日军本来想要使事情得到局部解决，并且快要办成此事了，但包括天皇在内的中央却作出了大规模出兵的决定，于是战争升级了。但当时的中国人民抗日意志日益增强，于是参谋总长去谒见天皇，说出心中的担忧。天皇很不满意，说：“为什么参谋本部那样急不可待地要停止日华战争，以作对付苏联的准备，当真有苏联出兵的危险吗？”又说：“既然如此（指现在又要媾和），最初不跟中国发生冲突，不是更好吗？”于是拒绝了速和路线，而选择了战争路线。八年的侵华战争就这样进行下去了。
可见，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这一点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很清楚的。如1944年6月24日，在日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木户和近卫进行商量。木户认为：“在最终决定停战的情况下，为防止陆军、海军、官、民互相推卸战争责任，有必要使天皇陛下表明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他们后来还一致人为，在投降后，天皇将因承担责任而退位。投降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战后不久也对左近司政三说：“陛下承担战争责任最为合理。”连天皇自己也在1945年9月对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说：“我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名义做的事情，都负有直接责任。关于我自己的命运，阁下无论怎样判决，都没问题。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
可见，天皇裕仁才是二战时日本的战争元凶。二战时，反法西斯国家常将裕仁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两人并称为世界法西斯三大元凶，并发誓要把这三人送上断头台。日本投降后，中国、苏联、澳大利亚都坚持要把裕仁作为日本首要战犯处死。但后来裕仁于深夜密访麦克阿瑟，说只有天皇才能使日本稳定下来。美国为了更好地统治日本，便饶了裕仁一命，甚至还没有审判他，而把东条英机作为一个傀儡元凶当了替死鬼，送上绞刑架。其实东条也知道裕仁才是真正的战争元凶，但为了救天皇，便替他死了。东条有何“资格”当元凶，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两人相提并论？他当首相是在1941年到1944年间，时间不过三年，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了八年；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侵华战争打了十四年。他怎能承担得起所有这些责任？东条没有神威，也没有多大的权力，远远不能和天皇相比，很显然他的战争责任要远比天皇小，元凶不可能会是他，只能是天皇。他不过是个鬼卒而已，而天皇才是阎罗。1944年，在日本局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下台。辞职前，他想面见天皇，恳求留任，但天皇不见他，他只好下台。“元凶”就这样被“傀儡”赶下了台。
天皇的战争责任，昭然若揭，可是不幸，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居然还把他说成是傀儡。这几年中国出的关于二战三元凶的书中，裕仁仍没露面，而东条倒很“风光”。中国人愚昧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难于相信。也许有人会说认清裕仁是元凶并没什么意义。可是要知道，天皇是日本人崇拜的“现世神”，如果我们都说裕仁是元凶，一致讨伐他，那么对日本也是一个打击；何况，裕仁是元凶是事实，是事实我们就得把它揭露给世人看。
天皇是元凶，这本来是很容易发现的事情，但中国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加以掩盖呢？难道天皇真是天神降生，中国希望帮了他，他死后重返天堂时会感恩戴德，把中国数千万冤魂带上天堂？
克拉拉·佩塔奇，一个女人，没担任任何职务，仅仅因为是墨索里尼的情妇，就被处决，尸体被挂在路灯杆上示众。而天皇，他的罪孽远远要比佩塔奇大，却得到宽容与包庇。以色列，至今还在追杀漏网的纳粹分子；意大利，今天还将杀害意大利人的纳粹分子绳之以法；而中国，却让裕仁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多活了四十三年，到1988年才幸福地死去。纵然我们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无法将裕仁逮来处死，但我们至少总该揭露他是真正元凶，可是，中国不但没这么做，反而说他是傀儡。
六中国应当复仇
日本侵略中国七十余年，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莫大的耻辱，恐怕一谈到这件事时，人们都会问：中国要不要复仇？要，寥寥几个人如是说。不要，坚决不要，永远不要，立即有无数人如是反对说。为什么不要呢?反对复仇的中国人认为：
因为日本人民在二战时也是受害者。可是，我在本文第二节里已论证了日本人民是有战争责任的，是个害人者，因而日本人民无论受害与否，我们都要惩罚他们。
纵然日本人民也受了害吧，那也是他们自作自受。这好比一个恶人去杀人，把对方砍成重伤，但在搏斗中也被对方砍得浑身是伤。恶人虽被砍伤，但仍要受到谴责和惩罚。然而中国人却在一旁大声叫道：“看呐！他也受了伤呢！饶了他吧！”中国人不会想一想，假如一个歹人砍断了你一只手，而你只砍伤了他的胳膊，那么，你认为还该不该惩罚他?你当然会说应该。甚至歹人砍断了你一只手，你也砍断了他一只手，你也会觉得应当再给他更厉害的惩罚。甚至歹人来砍你，你也来砍他，他吓得赶紧逃走，虽然你没有被他砍着，但你还会怒气冲冲地去找他算账。
中国人为什么认为日本人也是受害者，我们就应饶恕他们呢?原因可能有两种：一、因为日本人民也受了害，所以他们无罪；二、因为日本人民也受了害，所以我们应从人道主义出发，饶恕他们的罪行。按中国人的意思，原因是第一种。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受害与否和无罪与否并无任何因果关系，受了害的人仍可能作恶，从而犯罪。无论是第一种原因还是第二种原因，都不成为我们不复仇的原因。只要看看日本对中国和亚洲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那么就会发现，当时日本人民就是遭受了十倍于当时的灾难，也丝毫不值得人来同情，只能令人拍手称快而已。日本人民到现在还有什么脸面做出一副可怜相或愤怒相，说自己也是受害者?日本人民当时所受的灾难远比其他国家为少，二者之比也许为一比一万。他们有什么值得同情?
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民也受了害，因而我们不要复仇。可是，按这种荒谬的逻辑推理下去，日本就是侵略了中国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乃至无数次，我们也不要复仇了?因为，当日本第一次侵略中国时，因日本人民也受了害，我们就饶恕了日本；那么日本第二次侵略中国时，我们又因为日本人民也受了害，于是又第二次饶恕了日本；当日本第三次侵略中国时，我们又得第三次饶恕日本；这样推理下去，岂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无数次，中国也得饶恕它无数次?
中国人说日本人民也受了害，所以我们不要复仇，看来，只有日本人民没有受害，我们才可复仇。这实在太荒谬了。
日本人民有时打扮成受害者，不过是利用利用而已；像日本人这样的人，其实并不会因为他们也吃了一些苦头而反对那场战争，相反，他们仍积极支持那场战争，赞美那场战争，他们认为那场战争给他们的民族，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荣誉，带来了辉煌，日本人被证明是世界强者，是高人一等的人，大和民族也被证明是优秀的、伟大的民族，自己受些须之苦又算得了什么。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这正如一个勇士，为了义气和美名，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何况只是受些微不足道的皮肉之苦。日本人个个都是武士，凶残，野蛮，好斗，视死如归，中国人认为日本人民会由于也受了害而反对那场战争，实在太简单了。
在此我想插入几句：虽然中日两国都有人说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这一说法最早却是中国人提出来的，并且是最受中国人拥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