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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的这一业，心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３４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
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
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２０万人以上”的裁定。
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至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
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０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于３月４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３月４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史迈士教授在其１９３８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１９３８年３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
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国人所作之记述。
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位医生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５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１９３８年８月之《西京平报》。
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
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
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
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
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１９３８年３月初入南京城，６月３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１９３８年７月的汉口《大公报》。
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
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８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３月中旬以后，屠杀和*的程度逐渐减少。
可以说三月中旬到５月底是“小屠杀”时期。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１９３８年５月份埋葬８０６人的记载。
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
南京虽早在１９３８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１９３８年的夏天。
南京的秩序直到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３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
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
“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以上。”
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
在南京四周２００华里（６６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南京四周２００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
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
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
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
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
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日军２０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屋舍城墟，人烟绝迹。
日军第六师团于１１月５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
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亲赴松江考察后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１０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海。”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１１月１９日攻陷。
据１９３８年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３５万居民，日军占领该城后，只剩５００人了。”
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层的妇女。
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
稣实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被掳。”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５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甚至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
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９０万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
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１１月１０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１６０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死伤无算。
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于１１月２６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
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北山于１９８７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
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３０００人，其中为军官所zhan有，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
日军于１１月２９日陷常州（武进）。
按《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
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１２月９日破城后，数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
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３０００具。
当时年仅７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３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後３刀伤痕仍清晰可见。
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期发表。
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带旅行视察。
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
……生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怕啊！”
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３０万人，平民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
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２０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
守军约１２万人（除教导总队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
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
第十三师团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
第十六师团于１２月５日进据句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
第九师团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门。
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花台、而中华门。
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１１月３０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１２月８日陷江南重镇芜湖。
第六师团之第十三、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最左翼直奔下关。
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１２月９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始。
１２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
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
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
日军于１３日晨９时许始由中华门及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日军围南京城的几天，不断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他们能安居乐业”。
同时日机大量散发优待证劝守军交枪投降∶优待凭证（绝对不杀投诚者）凡华军士兵，无意抗战，竖起白旗，或高举两手，携带本凭证，前来投诚归顺日军者，日军对此，必予以充分关照，且代谋适当职业，以示优待。
聪明士兵，盍兴乎来？日本军司令部印１２月１０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更散发传单劝守军总司令不战而退，并保证“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
１２月１２日唐鉴于大势已去，乃请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国际安全区副主任费吴生博士和日方接洽，商量停战，但为时已晚，无由实现。
日军于１３日上午１１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两位安全区委员（其中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２０名难民。
日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二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于１２月１９日给他已去上海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兽。
一星期的屠杀和*，我认为远比近代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
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杀。
从南城到下关全城堆积着死尸。”
虽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日军入城三天后，即雇佣１００到２００工人开始清除死尸，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自１２月２２日开始收埋尸体工作，收埋尸体最多的南京崇善堂自１２月２６日开始工作，但是，南京城内仍是到处死尸，德国大使馆罗森秘书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４日自南京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红十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
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
例如在大使馆邸附近主要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
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三万具尸体，这都是大恐怖时期集体处决的。
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区在农田和水沟可见零星尸体。
”郭岐营长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同教导总队睢友兰团长夫妇等１１人搭渔船逃离南京，报导离南京不远登岸时所见∶“我们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尸。
此地离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时间已经过三个月，遍野死尸，无人过问处理。”
“南京大屠杀”的初期，以人数而论，集体被屠杀包括放下武器的战俘和逃难的难民比较多，零星被屠杀死亡的人数比较少。
正如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所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时间恐怖达于极点。”
梅奇牧师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５日同贝德士谈话时提到，直到那天各领事馆人员还不准回南京城。
并说∶“自从日军入城便屠杀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平民，现在还在继续，机关枪仍不停地响。
很多的时候他们懒得用枪来射杀，而用刺刀一个一个把受害者捅死。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南京市议会自１９４５年８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
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
亲历其境之证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１２５０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审判依据。
３月１０日宣布判决∶“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１９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１５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３０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１９万人及零星屠杀１５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１２５０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４３０７１具，崇善堂收埋尸体１１２２６６具之统计表；灵谷寺无主孤魂３０００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２９４９１１人，未确定的被屠杀者２０万人。
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９６２６０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３９１１７１人。
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２０万以上。
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１５．５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１９８１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
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
据１９８４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的受害者、目睹者１７００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１９８５年建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１９４７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数目为３４万人，即集体屠杀１９万人，零星屠杀１５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的电稿《纽约时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
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南京强奸事件”一词。
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
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一实例∶“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
另珠江路口，有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
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
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
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于事后杀掉。”
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
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２万名”。
国际安全区主席雷伯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２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一千起”之语。
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强奸了。”
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
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８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
日军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
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