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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刘光弟、杨锐等人的官衔提升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波澜，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料到光绪皇帝要行变法，不提升几个人的官职是不行的，况且提升官职还没有进入二品大员这个“警戒区”，五六品的小官在大清官场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这不会引起多大的震动。
不过很快，维新派引动朝局地震的时刻便到来了——礼部王照是一名变法激进主义者，自康有为写出《俄彼得变政记》之后，他认为光绪皇帝也要学俄国皇帝那样，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访问各国列强，以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他建议光绪皇帝能够最先出使日本。他请礼部满汉两位尚书怀塔布和许宝骙代为呈递，不过这两位礼部尚书都感到王照的奏折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拒绝替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而礼部自满汉两位尚书之下的四位满汉侍郎也不愿意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王照在礼部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将奏折直接向内奏事处投递，而这份奏折也确实最后到了光绪皇帝手中。平心而论建议光绪皇帝出国访问列强，尤其是访问日本，这并非是王照的“独创”，先前比王照更有权威的张萌桓就曾有过这个建议，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张萌桓并没有对此坚持。王照官职虽小，但却比张萌桓要执着的多，光绪皇帝从他这本奏章的背后嗅到了其他的气息——那些年迈位高的大臣对变法维新非常冷淡，他们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变法维新而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礼部，其他各部甚至推演到帝国所有的行政机构都是存在的。
王照的奏折便成了光绪皇帝发难的开端——广开言路是变法维新中重要的一环，而像礼部这样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不肯为王照代为呈送奏折，这本身就是对《定国是诏》的公然违抗，这是抗旨不遵！今天礼部出现抗旨不遵，明天吏部、户部等其他各部也就会出现违命，必须对礼部的这些“老朽”进行严惩，才能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搓一搓那些“老朽”的嚣张气焰。
光绪皇帝以王照奏折事件为发端，第一次果断的行使了自己皇帝的权威——将礼部满汉两位尚书、四位侍郎全部罢免，授裕禄和梁启超的妻兄李端棻等六人为新的礼部尚书和堂官，又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激励。这一人事任命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人都不禁为之感到惊异——礼部尚书已经是朝廷二品大员，在以往光绪皇帝是没有二品大员任免权力的，况且就算有这个权力，一次性罢免如此多的官员，基本上瘫痪一部职能，这岂不是儿戏？光绪皇帝的任免命令惹得众意纷纷。
还没有等所有的官员对礼部任命背后的含义弄明白的时候，更加令人惊骇的事情又来了——商杨锐、刘光弟、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这道任命仿佛在已经滚烫的油锅中又填了一瓢水，可想而知所引起的后果是多么的激烈。
“这没有什么让人感到费解的，只不过是正常反应罢了。一般而言变法总要涉及到人事任免，不要说是礼部尚书、侍郎，就算现在罢免几个军机大臣，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你们看看这些被罢免的人，怀塔布是满族权贵，有名的排汉先锋；许宝骙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过是混吃等死荣耀退休的老臣……至于礼部四侍郎虽然说不上是年迈老朽，但对变法都并不热心，若放在平时也就罢了，只是现在非常特殊时期，他们被罢免一方面是因为不肯替王照递奏折，更重要的是被两位满汉礼部尚书所牵累所致……”谭延闿对赶来商议的杨邺和郭正不以为然的说道。
“这两个人还是太嫩啊！若放在沈静身上，最多只是来说说，这场人事任免背后所涌动的激流肯定瞒不过他，而杨邺、郭正对于官场的洞察力比沈静可是差了不少……”谭延闿心中多少有些失望，人才难求，郭正、杨邺是人才，但属于光绪皇帝所需要的那种新政人才，自己也同样需要，不过他们俩人来面对今后越来越多的官场争斗，却有些不合用。
对于能够辅佐自己的人才，谭延闿心中倒是有个人选——自己的“师弟”杨度，早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北洋便开了经济特科，公开用三级考试的制度来招收“公务员”，用考试的方法来谋求吸纳自己所急需的人才。粱士怡、杨度是那次考试的佼佼者，粱士怡被委以重任，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至于杨度则被谭延闿推荐给自己的老师王闿运——杨度号称中国“帝王之学”的最后传人，毫无疑问在谭延闿心中是最佳的幕僚人选。
谭延闿对于杨度的期望值还是非常高的，他将杨度推荐给王闿运，杨度本人对此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王闿运是名满天下的大家，能够拜到他的门下去学习，对于一个年轻士子而言具有很大的诱惑。以谭延闿对王闿运的了解和杨度的心气，王闿运是不可能将杨度弄成一个书呆子的，十有八九杨度还会走他的幕僚老路。将杨度交给王闿运去培养这还不够，谭延闿还打算安排杨度前往欧洲游历，这种打算已经在和杨度的往来信件中已经说明了，杨度本人也正在学习外语。
谭延闿对杨度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他和袁世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杨度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要说杨度，就是他的老师王闿运在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也有很多问题。谭延闿对于自己做皇帝没有任何兴趣，袁世凯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摆着，他自然不会傻的再重走一遍。
杨度这颗棋子不是帮着谭延闿用来谋划称帝的，王闿运这种旧式幕僚他也看不起，他要强行介入杨度的命运，让他成为自己最得心应手的幕僚，以便替代沈静。在选用幕僚的问题上，他更喜欢走“中西合璧”的道路，直隶总督府幕友堂的幕僚都知道，一旦哪个幕僚被谭延闿“看上”，必然是私人资助其游历欧美——这也成为幕僚被谭延闿启用或是看重的先兆，郭正和杨邺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这个时代，一个有能耐的人有野心这并不稀奇，每逢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有野心、有雄心的人犹如过江之鲫，这很正常，更何况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关起门来兄弟打架的时代了，中国所要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和世界紧密相连，而艰难的中国复兴之路也注定和现代化工业文明紧密相连。这也就是谭延闿为什么要求他所重用的幕僚一定要有前往欧洲、美国去走走看看的缘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捧着四书五经长大的知识分子，想要扭转他们固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很难的。
现代西方工业无疑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有冲击力的，尽管谭延闿并没有出过国，但可以想象工业发达的列强国家烟囱林立的景象，这是中国这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未曾出现过的。在经历了甲午惨败，举国上下有识之士都在反思的阶段，谭延闿将他所看重的人都分批送往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去游历——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除了谭延闿一系之外，几乎很少有人去欧洲和美国亲眼看看工业文明的发端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前往的目的地都是日本。
谭延闿对于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的“透过日本看欧洲”的看法并不以为然，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来仿效西方进行现代化改革，这确实是令人非常赞赏的，先不论日本如何，这种方式首先是正确，可是中国却不能仿效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国情，而中国自有中国的特点，不说别的，就两国皇室对待国运的态度就天差地别，哪能生搬硬套？
十年前日本皇室为了组建海军节衣缩食，甚至连皇后的脂粉钱都捐了出来，同时期的中国却忙着操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两国皇室相差如此之大，除去个人感情因素，任何一个非中日两国本国国民在看待两国命运的时候，都会投日本一票，若日本不胜实在是太没有天理了。
那些东渡日本希望引进日本的经验来用于中国的有识之士，谭延闿是非常赞赏他们的心情，但是国家政治是非常现实的，而他也不希望将日本的冒进引进到中国。“反正都要当学生，要学就学最好的，能够当徒弟为什么还要选择当徒孙？！”这是谭延闿最简单的想法。
其实“向日本学习”也是有很多经济背景的——直接向西方列强国家去取经固然是很好，但中间的费用也同样让人难以忍受，而且最重要的还是语言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谭延闿则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在英美法德这四个国家，北洋都设立了接待处，帮助前往欧美的留学生或是考察人员尽快的适应当地的生活，无论在考察的具体内容上还是生活招待上都给予最优厚的支持，这是那些自费人员所不能比拟的。
想要用杨度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这会谭延闿算是指望不上的，杨邺和郭正的长处是对宪政和民主政治方面，他也只好将就着使用了。如果别的官员若是知道谭延闿大叹人才不够用的话，那真是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其实处于新旧交变时期的中国就是这样，人们的思想变化非常快，但是谭延闿的要求又是如此之高，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谭延闿也许可以想象到礼部非常热闹，但实际情况远比他所预料的要热闹的多。怀塔布出身正蓝旗，在得到自己被罢免的谕旨之后，自然是怒气冲天，暴跳如雷，在礼部堂官面前大骂王照一通，将镶着红玛瑙的钉子一扔拂袖而去。相对于怀塔布的暴烈反应，七十多岁的许宝骙则平静的许多，默默的带着两个随从在礼部收拾了一下，便和众多同僚一一拱手告别，王照也上前打招呼，结果许宝骙拂袖而去，王照则非常尴尬的立在那里半天没动静。
新上任的裕禄、李端棻面对礼部的这种情况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只能一家家的上门去安抚被开革的官员，除去礼部侍郎增广汉还比较开通之外，其余的皆碰了钉子——人说升官发财最荣耀，裕禄和李端棻在这次事件中才是最冤枉的，无端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至于同样升官的王照则被全体礼部官员所孤立起来，境遇更是糟糕透顶。
本来有风声传闻裕禄会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有力人选，结果裕禄没有达成自己的心愿，现在受了这份闲气也让他有口难言。最后拜访被裁撤职的礼部六堂官府邸受了闭门羹比谁都冤枉，尤其怀塔布的背景亦是让他颇为忌惮，生怕光绪皇帝对自己的任命会让满人误解自己站在皇帝一边，索性干脆就不去礼部任职，整天泡在自己的府邸中看戏。
礼部王照事件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沈静给谭延闿去信主张立刻让天津的“远洋渔业”加紧“捕鱼”以备不测——真正的“火药库”是光绪皇帝在半月前裁撤的光禄寺和鸿胪寺等衙门，这些衙门养的都是满族权贵，虽然这些人都是吃白食，但是想想这些人的背景，他们的父辈甚至是先祖都是为满清政权立下大功的人，朝廷养着这些人是对满人的示恩，表示朝廷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功绩。
满清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们不是不知道光禄寺、鸿胪寺这些衙门的无用，但依旧保持着这些衙门并非没有用意——这些满清功臣乃至他们的后代们如果不给一个好地方，恐怕他们自己的地位都会不稳固。这些无用的衙门来安置这些人，除了固定的俸禄和荣耀之外，并没有多少实权，这些无用的功臣后代，就算想要做些不利于朝廷的事情也无从下手。
光绪皇帝一纸谕旨将这些衙门来个一锅端，明里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圣旨，可惜却砸了不知多少满人权贵的饭碗还有进身之路——如果一些满族子弟在这些衙门表现不错的话，他们可以借此通过这条路走上更高的权力角逐场，可谓是进可攻，退可守，不用像汉人那样参加科举考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本质上光绪皇帝撤销这些无用的衙门，和废除科举考试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是尤有过之。
沈静的来信是在提醒谭延闿，如果抓住机会就立刻起事，因为光绪皇帝莽撞的行为已经将满族权贵差不多都得罪干净了，这是逼着那些原本观风的局外人倒向慈禧太后。就算慈禧太后什么都不做，身边团结了这么一股庞大的力量，作为统治者他能够安心么？两者之间激烈的冲突会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爆发出来，而沈静也知道谭延闿在等待这个时机，若是因为军事实力不足以应对外国干涉，那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会碰到更好的机会。
目前潜艇的生产都是在“远洋渔业”的掩护下，处于绝密状态，生产出来的潜艇被安置在胶州湾的潜艇基地中，在那里进行训练，而非选择在两大北洋海军基地。沈静不懂军事，但却对潜艇下了一番功夫，原因就在于目前没有什么武器能够克制潜艇，和谭延闿一样，他认为在北洋海军的实力并不足以和外国列强海军硬碰硬的时候，发展潜艇是唯一平衡双方力量的机会。
目前远洋渔业生产的潜艇一共才八艘，j型和k型对半开，主要还是因为谭延闿对局势估计的过为保守，并且现在潜艇的作战能力还并不是让人很放心，所以对潜艇部队的规模还控制在走精品路线上。在沈静看来慈禧太后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动作，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对立发展自翁同龢被罢免之后，比原先他们预计中的要恶劣的多，北洋对内的实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外可就大大不足了——潜艇的生产和训练必须提高到更高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