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由来（十）
没有办法，在那个年代只要能生存，什么事都会去做，上娃子父子每天这样背着沉重的煤，走在狭小的路时，虽然每走的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但是想到自己的婆娘和俩儿子时，他就觉得很满足，每一次背到城里的煤都能卖到一个大洋。
相信在那个时候的人对袁大头都不会很陌生吧！
俗话所说的“袁大头”，指的是民国三年（1914年）开始铸造的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这种银元在抗战前曾广泛流通，此后也长期存在，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币制改革势在必行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用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
1913年秋，币制委员会撤销，币制改革问题移交国务院会议继续讨论。时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对币制改革十分热心，他认为采用金本位乃世界大势所趋，中国也必须以此为最终目标，但是又认为目前不易办到，应根据国内习惯，先用银本位来统一货币，等将来商业发达之后再改行金本位制。按照熊希龄的解释，虽然银本位不好，但“恶本位胜于无本位”，实行银本位制是推行金本位的必然前提。在他的推动下，袁世凯政府最后于1914年2月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国币以一元银币为主币，总重七钱二分，成色九零，即含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其成色与法定成色之公差不得超过千分之三。国民可以将生银交托政府代铸一元银币，每枚收铸费库平六厘。
为了能实行国币条例，袁世凯政府又于1914年3月8日设立币制局，任梁启超为总裁。梁启超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重要，当时刚从司法总长位上辞职的他对袁世凯政府仍抱有幻想，所以欣然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所建树。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法和文章。在币制改革的观点上，梁启超与熊希龄意见一致，即先用银本位作为过渡，整理并统一国内货币。
整理货币的关键是经费问题。当时袁世凯政府正以币制改革为名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忙于战事，无心理睬，币制改革前途暗淡。此时梁启超仍充满信心，认为大款无望，小款也可。他准备一边铸造新国币，一边以此为准备发行兑换券，而发行兑换券只需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准备即可，两年内约可铸造主币4亿元，辅币6亿元，再发行兑换券8亿元，到1916年末全国通用货币可达14亿元，新币制基础即可大定。他向袁世凯提出，只要有500万镑，够六个月运用，随借随还，两年内即可将国内硬币和纸币整理完毕，而且还可以有数亿元的铸币余利与保证准备发行的兑换券，以应国家需要。然而这有着美好前景的建议却并未打动袁世凯，梁启超屡谏不听，心灰意冷之下自劾而去，币制局也旋于1915年2月被撤。财政部在接收币制局之后，重新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讨论有关币制的重要问题。
废“龙”驱“鹰”——“袁大头”一统币市
在此期间，新币铸造计划并未停止。财政部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TJ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但是负责发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认为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自难统一，推行不易。按规律，新币成色若高于旧币，反易被旧币驱逐，清末发行的大清银币就因此被大量熔毁。当初制订《国币条例》时，以为可以获得币制借款，能够迅速回收旧币，改铸新币，所以规定新币价值较高，现在既然借款无望，也只能加以变通。于是财政部议决改从原北洋造银元标准，成色八九，公差仍为千分之三。这一改动虽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分期、分区陆续推行，是新币发行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新币式样亦经大总统袁世凯核准，新银币一面摹镌大总统袁世凯侧面肖像和造币年份，另一面雕印嘉禾花纹，中间刊有一圆、中圆、二十分、五分等字样。1914年12月24日，TJ造币总厂首先开铸新银主币，接着南京、武昌等造币厂也开始铸造，1915年1月新币开始发行。新银元因有袁世凯头像，一般称为“袁像币”，又有“袁大头”、“袁头”、“大头”、“袁像”等俗称，且各地俗称不同，在西安称之为“大头洋”，在成都、CQ称之为“人头洋”，万县俗称“老壳”，长沙俗称“光洋”。虽然“袁大头”银元上标有铸造年份，但并没有每年启用新钢模铸造。后来TJ造币总厂按规定赶制注有“中华民国八年造”字样的祖模，因受一战影响钢料缺乏，一再辗转迁延，等到祖模设计完成时已届年末，不得已又改刻“中华民国九年造”币模。据侯厚培著《中国货币沿革史》（SH世界书局1930年版）记载，当时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民国三年造、民国八年造和民国九年造三种银元。
银元流通的时代，自然有掺和过多铜质或铅质的假银元，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银元真伪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铿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或者用两指捏住银元中心，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则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点数大宗银元时，左手拿成叠的银元陆续推出，右手拿一块银元依次敲响左手银元的边，边敲边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就剔除出来加以鉴定。小商店的伙计们则会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扔，声音清脆的就收下，声音发木就要求客人换一块。“袁大头”发行以后，在重量、成色上有严格的管理，每星期都要抽样送财政部化验，中国银行公会也可随时派员化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委托各造币厂铸造“袁大头”时也要随时抽送化验，对于不合格者均随时熔毁，绝不迁就。因此，“袁大头”一进入市场，就信用昭著，深受商民欢迎。曾为袁世凯总理财政的梁士诒回忆，TJ造币总厂开铸“袁大头”后的最初九个月，每日铸造量达30万元，使得“袁大头”迅速流通开来。此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经与SH钱业公会协商，于1915年8月1日取消洋厘之“龙洋”行市，代以新币“袁大头”，于是“袁大头”通用范围由北方而扩展到南方。1919年7月5日SH钱业公会又取消“鹰洋”行市，“鹰洋”势力被彻底废除，“袁大头”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全国通用且为中外商界所认可的唯一主币。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停铸“袁大头”银元，改铸总理新币，俗称“孙头”（或称“船币”）。此后国内就通行“袁大头”和“孙头”两种银元，其成色基本相同，可以通用。
“袁大头”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出现，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铸造，“袁大头”数量增多，流通渐广，虽僻处边陬，也有其踪迹。到1920年3月，TJ造币总厂及各分厂大约共计铸成“袁大头”银元三亿八千多万元，另外还铸成一些五角新银辅币。“袁大头”银元的通行将“鹰洋”、“龙洋”渐渐从市面挤出，促进了银元的统一，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是我国近代货币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在近代中国货币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