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解答一些问题 (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
太康十年（289）：“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
以上仅仅是司马炎时期内迁的，没算以前“积存”的，也没算晋惠帝、晋怀帝时期被刘渊招诱南下的。
有些读者不信，认为匈奴没多少人。
我数学不好，有没有大手子帮我计算下？
司马炎时期的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看看当时的描述，并州、关中到处是匈奴，并州是相对最集中的。
这还仅仅是匈奴，没算羯人、乌桓、鲜卑。
乌桓是内迁人数仅次于匈奴的。
第二，匈奴的生产方式。
匈奴并非没有种地的习惯，早在西汉年间就有了，但因为草原的环境，只有特定地区适宜种植业，因此规模不大。
南迁之后，他们把在北方草原种植的糜子带了过来，作为传统农作物耕种。
糜子非常适宜草原的环境，事实上一直到辽国时期，契丹人还特别喜欢种糜子，潢水（西拉木伦河）流域种植业规模十分庞大。
当然，他们所谓的种植业，与汉地又大不一样。
别以为内迁汉地后，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就渐渐向汉人靠拢了，这可真不一定。
唐代内迁至淮西的突厥人，不事稼穑，但以游牧、弋猎为业，整个南阳盆地、淮西到处是赶着牛羊放牧的突厥人。
胡汉交融之后，当地风气狂野，造就了大名鼎鼎的“蔡贼”。
内迁匈奴、乌桓人是半定居形式。
种地时，往往种子一撒，然后就不管了，秋天再来收割，贮藏于地窖之内。
这种习惯在后世诸胡中依然有体现。
唐代的吐蕃人占领河陇后，在当地种青稞、麦子，是同样的操作方式，播种就完事了，没有田间管理。
五代时的奚人“春借边民之荒田种穄，秋熟乃来收获，毕则窖于山下。”
甚至到了蒙古人那会，依然如此——“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去，谓曰靠天收，秋成返刈获。其去非无因，或猎或牧。”
种地只是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让他们能养活更多人，事实上他们是半农半牧的生产形式。
这从他们的食物、衣物上就能看得出来——不种桑麻织布，主要穿皮裘，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肉类。
第三，匈奴的军事。
有些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认为兵要一直养着。
事实上，在唐玄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募兵（职业化）以前，中国一直是少量募兵+大量征兵的形式。
什么是征兵？
就是从地里拉来农民打仗，打完仗解散，回去种地。
下次需要打仗时，再把你征发起来。
但募兵呢？
募兵是有军饷的，有一笔庞大的维持费用。
开启大规模职业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时有多少兵？
唐玄宗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据摆在那里，光一个范阳镇就九万人，当时全国大约56-60万军队。
但请注意，这个时候的军队，并不完全脱产，还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
有书友提到怛罗斯之战，其实高仙芝没多少兵。
整個安西四镇，也就两万余兵。
他当时应该是挑选了几千或一万兵——不可能全部调走，地方要驻防——然后又征发了“土团乡夫”（农闲时操练的农民）一万余人，凑足了两万唐军（1万以内的正规军+1万多土团兵）。
另外，他还征发了蕃部丁壮五万人——葛逻禄、突厥种部落。
再回到唐代兵力。
到了中唐藩镇割据时期是多少人呢？
穆宗、宪宗时期都有宰相汇报，九十九万余人——具体数据我上本书写过，记不清了，99万7千多还是8千多的，精确到了个位数。
宰相的正式奏疏，精确到个位数，做不得假，至少兵籍文册上有这么多人，财政预算也要按这么多人来制定。
唐三百多州，每个州都有州兵。几个州组成一个藩镇，有镇兵、牙兵。
一些重要地点，还有县镇兵。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士兵们不愿意屯田了。
除了少数边远军州，物资转运困难的地方还有屯田现象外，剩下的都是职业士兵。
中晚唐一个兵年花费20-24贯石，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最多时3600万贯石——和明清时不一样，中晚唐两税法（以财产多寡计税，不按户计税，有钱的多收，没钱的少收，有点类似清朝的摊丁入亩）时，商税（榷盐、榷茶、榷铁、榷漆等等）最多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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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唐廷给每个藩镇定了军额，如宣武镇十万人、淮南镇三万五千人、幽州镇五万人等等……
数据有据可查。
养不活兵的藩镇，中央补贴，这些藩镇一般相对听话，愿意为中央打仗，讨伐不听话的藩镇。
至于有人提到西班牙养多少兵费劲这种事。
我第一本书正好写大航海时代的，比较了解那时候的内容。
首先，那是募兵，即职业士兵。
其次，火器时代，花费激增。
第三，国王其实没什么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