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厨房就在堂屋里，左右两边都是垒砌的灶台。所以，走进门，首先看到厨房。右手边的灶火，锅台上有一口大铁锅，大铁锅靠边的角落，一般还会有一个非常小、非常深的锅。
在我记忆里，家里的灶台，是我爸用青砖砌的，边角已经磨得光光的。为了更整洁些，他还在黄土中掺入一定比例的白灰和麦余子，仔细地和成软硬适中的泥，抹在灶台表面。
这样一来，我家的灶台更加平整光洁，又不渗水，还很容易清理。爸爸的杰作不仅自鸣得意，还意想不到地被我妈着实表扬了一番，吸引得周边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都来取经学习，纷纷回家模仿改造灶台。
前门的左手边背后，是在墙体上预留出来的碗架子。碗架子里面搭着三层木板，一宽两窄，最下面一层是窄的，用来放碗、碟、盘子等餐具用；空间宽的是中间那层，用来放油缸子、鸡蛋篓之类的东西，最上面一层也是窄空间，上面放几个小的陶罐子，里面放的是不经常用的东西，比如豆子、干红枣、酵面等。食材不放在这里，单独搁置。各类粮食面是分类放的，白薯面、白面，小米或棒子渣、高粱米等，被奶奶安置得有条不紊，个儿有个儿的地方，从不会乱。
灶台边上是多半人高的水缸、面缸，都是酱红色陶缸。尽管其中一只大缸打着锔子，在母亲经常擦拭下，那缸的表面依然油红发亮，甚至可以清晰地照出往来人等的影子。
做饭时，我妈一边坐在灶台前边烧火，拉风箱，一边用白铁卷出的水汆儿烧水，待水开后，从灶膛里抽出水汆儿，用烧火棍儿搭着后边，小心地把开水灌在暖壶里，留着全家人喝水、洗脸用。
听奶奶说过，我家的竹皮套暖壶至少已经用十五、六年了，奶奶每天都用搌布擦干壶套外面的水渍，常年的擦试，让竹皮变得紫红透亮。后来，壶底的支撑木松软腐朽了，我爸舍不得扔，便找来铁丝、铁钉绑了绑，钉了钉。尽管我把我妈结婚带了配送的新的铁皮暖壶，这只歪歪扭扭的旧竹皮暖壶也没有光荣下岗，依然在发挥余热。
平时，我妈总提醒我和奶奶用铁皮暖壶里的水，其实是怕暖壶胆从业已破败的竹皮壶套里漏出来摔碎，热水烫着脚，只有她自己倒水时，才拿起竹皮暖壶。
饭熟后，奶奶总是用炭锨铲，把那些没有烧透的木头铲出来，在屋子外边洒上水浇灭，留着下次再烧。那样一处理，木炭烧得更旺，也少了呛鼻子的味道。
屋地两面都砌着一个灶台，中间是过道，南门通前院，后门通后院。灶台里面连接着我们睡觉的土炕。那时的土炕取暖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烧火做饭时的烟火通过烟囱排烟，同时把多余的热量传输到土炕里。因为，灶堂里有一条烟囱是通向土炕的。
另外，土炕大多留有烧炕的炕洞，人们通过炕洞烧柴火，可以把土炕烧得热乎乎。由于长期在堂屋间烧火，以至于堂屋四壁和顶部的柁木檩架都被烟火熏得黝黑黝黑的。
我们这里有一句顺口溜，“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七八十年代的父老乡亲们梦寐以求的小康梦。
在农村，千百年来人们住的都是土炕。那时，每家每户孩子都多。少则三五个，多则八个十个甚至十几个，只有家里的大土炕才能睡得下。
没找到二小子他们，我很快便又跑回院子里。我家房前的院子很大，足有八九丈长，五六丈宽，由山石垒砌出来的二道院墙，将院子围成一个石头堡垒。后院不过丈余长，只是用干树枝子围了一圈栅栏，对着后门留了个用树枝做的小柴门，连接着外面的通道。
没想到，我刚在院子中站一会儿，那只红冠彩羽，尾巴上黑色翎毛在晨光里发出幽蓝的光的大公鸡，根本不给我这个“少东家”的面子，也不怕我给它来个“抱柴烧开水、拔毛进汤锅”，看到在院子里呆呆发愣的我，便乍着脖颈上的毛，瞪圆漆黑的眼睛，挓挲开翅膀用力扑扇着，低着脑袋“咕咕”叫着，向我猛冲了过来。
望着气势汹汹、恶狠狠冲过来的大公鸡，我顿时吓哭了。
“去去，一边去！”一个穿着国防绿的人一边驱赶公鸡，一边走了过来。那只大公鸡以为稳操胜券，却被这位半路突然杀出的程咬金一脚窝出去老远，不甘心地“呴呴”乱叫着，落荒而逃。
惊魂初定的我，一眼便看见来人帽子上的五角星和衣领上的红领章。
“大姑夫！”我大声喊叫着，连蹿带蹦地跑了上去，一个高儿蹿到他怀里，伸手去够他帽子上的红五星。
大姑夫是我最喜欢的人，他脾气好不说，还有我们这些男孩子梦寐以求的东西——五角星、红领章和绣着为人民服务的军挎包。这些宝贝只要得到一样，就足以让我在伙伴面前炫耀一阵子。
“他大姑夫，快点跟你二哥一块儿去张罗张罗吧，一会儿，他老姑父就该来接亲了，可千万别误了正事。”我高兴劲儿还没过，奶奶就来催了。
我只好噘着嘴，悻悻地从大姑夫身上出溜下来，耷拉着脑袋、噘着嘴站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