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的寒冬，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给整个村子拉起了白色的帐篷，家家户户的房顶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天空变得低矮且苍白，中间飘荡着知了凄惨而低沉的声音。
正午的太阳，红光四溢，像银针一般。照在脸上，竟有些砭骨的疼痛，让人抬不起头。照在地面厚厚的积雪上，散发出同样强烈的光线，耀得人眼睛发花，让人又低不下头。我用手指沾了一片雪花放在掌心，看上去晶莹透明，慢慢地，它融化了，变成一滴水，仍然明澈清透。
我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在哪里，就像是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一样茫然失措，我叹了口气，准备回到那间吵闹又死寂的屋子里。转头间，我看到了蹲在墙角的桃玲。
桃玲是我大姑家的表妹，小我岁，平日里喜欢跟在我身后，模仿我的一举一动，装作大人的模样去窥探这个世界。我们俩总能聊到一起去，我会给她讲学校里的故事，也会和她讲很多心事。她会说一些独到的理解和看法，很多时候，这个年仅岁的孩童要比我聪敏。
她背对着太阳，蹲在屋檐下的菜缸和一堆石头中间，那是用来积酸菜的石头。奶奶常说，“白菜能抵百菜，只要家里有白菜，冬天雪再大也不怕。”几天前，奶奶从菜地里把大白菜砍下来，去掉老帮烂叶，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摆放在地上晾晒了几天，用开水烫过之后，又一层层整整齐齐的码放在菜缸里。这些石头是用于压住白菜的，不过它们现在也没有了着落。
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看着她用肉乎乎的小手在泥地里画圈圈。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东北的冬天，明明总是下雪，却又风干气燥，明明冷得要命，却又有强烈的阳光。阳光那么耀眼，却又晒不化地上的积雪，但偏偏能将房顶一角的厚雪变成雪水，滴落在下方的一寸土地上，将其变成一块稀泥。
我没有打破桃玲和泥土之间的默契和安静，也猜不出她在想什么。这么混乱的时候，她与这一切格格不入，像是一个没有情绪的观众，没有哭闹，也没有恐慌，表现出来的冷静和从容让我琢磨不透。
就这样沉默了几分钟后，她继续若无其事的在泥地上画圈圈，头也没抬的和我说，“姐，咱以后没有炸蚕蛹吃了。”她听脚步声就知道是我在她旁边。
我愣了一下，两串眼泪夺眶而出，像是两股滚烫的热流灼伤我的脸，我哽咽着说不出话，又强压着喉咙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炸蚕蛹是我们每年最期待的食物，它随着春节一起到来，而且一年只来一次。平日里吃的蚕蛹都是煮出来的，看着盘子里像粪便又像蛆虫一样的食物，又想到里面有一长条的黑色物体，我们连坐在它面前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用筷子夹起它，然后再放在嘴里了。
但炸蚕蛹不一样，炸蚕蛹是把蚕蛹切开，将里面的黑色长条挑出来，再裹上一层厚厚的面糊，面糊里还会搅入鸡蛋，滴入几滴芝麻油，再放到油锅里炸的金黄，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盘金灿灿的小鹌鹑蛋，我们都来不及拿筷子，直接用手抓着就往嘴里填。
而做炸蚕蛹的人，我的奶奶，也就是桃玲的姥姥，现在正躺在那间吵闹又死寂的屋子里，躺在那个黑色的棺材里。棺材放在屋子中间，像是填满了整个屋子，屋子看起来小了很多，但棺材也不大，奶奶躺在里面，双手却要搭在肚子上。
一个小时前，我坐在棺材旁边，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除了对死亡的悲痛和恐惧之后，更多的是对死亡的不理解。
之前听村里的老人说，人死之后会脸色会变得惨白，但奶奶没有，她仍然面色红润。之前听村里的老人说，人死之后会变得面目可憎，但奶奶没有，她面带微笑，仍然和善慈祥。之前听村里的老人说，人死之后会身体冰凉，但奶奶没有，我拉了拉她的手，仍然向我的掌心传递来了温度。
我看着前来悼念的人们，听着惊天动地的哭声，对死亡这件事，又多了一些不理解。
奶奶有六个孩子，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我的父亲排行老四，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爷爷和奶奶是单独生活的，没有和任何一个子女生活在一起，村里的老人大多都是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的，但奶奶不愿意。奶奶常说，“都是小的吃老的，哪有老的吃小的的道理。”奶奶还说，“住在一起哪有舌头不碰牙的，我哪能给孩子们当累赘。”
父辈们结婚成家之后，都盖了新房，独门独户的生活，我们几个孙辈倒是都在奶奶家长大的。我四岁那年，被母亲送到奶奶家。居住在这间屋子里的还有我的几个表哥，大伯家的杨柳文和杨柳武，二伯家的杨柳实、杨柳杰和杨柳明。
我们几个的名字都是奶奶和爷爷起的。奶奶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几个字，按照杨家家谱来说，我们这一辈，名字里应带有“海”字。奶奶说，“别叫海了，杨是树，海是水，树哪能长在水里呢，还是叫柳吧。”
东北寒冷干旱，不少树木不易存活，杨柳树是容易成长的树。村口有一棵古老的垂柳，是村里人歇脚午睡的好地方，垂下的柳条慢慢地拂动，千万条柳枝随风飘扬着，不仅挡住了阳光，还赶走了苍蝇和蚊虫。奶奶觉得这棵树心眼好。
杨柳文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又是长子长孙。他出生的时候，爷爷喝了二两白酒，平时只喝一两，还要小口小口慢慢品尝，那天的二两白酒，三口就下了肚。爷爷有文化，村里不少孩子的名字都是爷爷帮着起的，但给自己的孙子起名字的时候，却犯了难。
他翻着字典选出来一些心满意足的字，拿出压箱底的一沓宣纸，用毛笔写在上面，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一张纸一张纸的写，又在每张纸上选几个满意的字，重新誊到一张新纸上。爷爷拿着写满字的纸走来走去，不停地挑选，一边念叨着“这个字好”，一边又说“这个字还差点意思”，好像哪一个字都配不上他的孙子。
奶奶说，“这孩子嗓门好，哭的动静大，我看长大能当官，当官就得有文化，叫杨柳文吧。”爷爷看着纸上用毛笔圈出来的儒、堃、秉三个字——这是他仔细琢磨后选出来的前三名，说，“行，就叫杨柳文吧。”一边把纸揉成团一边笑着说，“老伴儿，你这个不认字的，现在比我还厉害了，是我想复杂了。”
杨柳武出生后，奶奶说，“有文就得有武，这样老大家文武双全了。”
二伯少言寡语又老实本分，爷爷说他是三棍子打不出个屁，奶奶却说人就得老实，老实人是老天爷赏饭吃。所以给二伯的长子取名为杨柳实。
杨柳杰和杨柳明的名字是爷爷起的，意为人中豪杰和前途明亮。奶奶说，“我看这俩名不好，那个杰不就是把木头放在火上烤么，这孩儿以后得吃啊。那个明是月亮和日头在一块，月亮和日头啥时候在一起，那得是起早贪黑的时候啊。”爷爷说，“你没文化，你不懂。”
我出生的时候，奶奶给我缝了好多新衣服，春夏秋冬，衣帽鞋袜，全都是新做的，连尿芥子都做了一包袱。家里还有不少哥哥们小时候的衣服，奶奶收拾的整整齐齐，摆在炕柜里，那本来是留给我的，如果我也是孙子的话。
奶奶说，“终于有个丫头片子了，终于有个贴心的了，姑娘得娇贵的生养，得穿新的。”
奶奶还说，“姑娘家不用大富大贵，也不能耍刀弄枪，一辈子稳稳当当平平安安的就行，就叫柳平吧。”
爷爷不同意，“我六姑就叫平平，这不是乱了辈了，小的要是犯了老的的字，不好养活，就叫柳宁吧，安宁和平安一个意思。”
现在想起，倒也觉得有些奇怪。我们几个之所以会被送到奶奶家，是因为大伯母说一做饭就顾不上孩子了，二伯母说养着一群鸡鸭鹅就顾不上孩子了，母亲说种地种菜就顾不上孩子了。而奶奶却可以同时照顾我们六个，家里的菜地和家禽也都生养的很好。
几个哥哥上初中后不再住在奶奶家了，剩下我和桃玲。我打小习惯了和奶奶一起睡，后来在县城上学，每个月回家一次，我也会在奶奶家住。而我的大姑，也就是桃玲的妈妈，每天都会回来看看爷爷奶奶，所以桃玲经常住在这里。这也使得我俩成为了炸蚕蛹的第一享受人。
我看见小姑在棺材前的垫子上哭得死去活来，上气接不上下气，闹得沸沸扬扬。嘴里的话却一秒钟也没停过，每喊完一句就用手捏着鼻子擤出一把鼻涕。更让我震惊的是，竟然没有一句重复的话，而且声音洪亮，吐字清晰。
“我的娘啊，你咋就这么走了啊，都怪我啊，我还没好好孝顺你呢！娘啊，我的娘啊！”
“我娘是个大好人啊，但是好人不长命啊，老天爷把娘还给我吧，我给我娘十年寿命！”
“娘啊，你要是愿意跟着我过就好了啊，我好好伺候你。要是我在你身边，你就不能走的这么早啊！”
我看着她手舞足蹈的在那里滔滔不绝，又看到跪在一边面如死灰默默烧纸的大姑，对旁边的表哥小声的嘀咕，“以前咋没发现小姑的口才这么好呢？”我见到小姑的次数不多，她住在镇里，不常回来，只有奶奶的菜地里结果的时候，她才会回来，拿着一个大麻袋，在院子里摘黄瓜，拔大葱，掰玉米，拽茄子，然后满载而归。
我二伯家的表哥，大我五岁的杨柳实，翻了个白眼，然后说，“你小姑是个演员。”他顿了顿，又对我说，“柳宁，咱家要有好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