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一章一二八·淞沪战（二十八）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的就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了。1931年9月中旬，因为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中央只好改组，产生一个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即“临时中央”。
在这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9人，候补委员7人，合计16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en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en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shao奇4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en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无实，无法正常运转。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en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王明提出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yun、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
王明提议让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是有特殊原因的。早在1930年11月13日，王、博二人就结伙给中央写信，扮作反“立三路线”的急先锋，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及中央领导，进行小组织活动，要求改组中央，掀起一股反对中央领导的风潮。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得逞。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6月，向忠发叛变后，周en来暂时隐蔽。为了中央工作的方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协助周en来、王明、卢福坦工作。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仅是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博古进入“上海中央局”。当王明即将赴苏时，他自然要提携一起冲杀上来的博古。由他掌权，王明是最放心的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9人：卢福坦、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陈yun、康生、黄平、刘shao奇、王云程。会上成立了中央常委会，成员是：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一个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便诞生了。
9月25日，王明偕妻子孟庆树从上海动身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时也是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后台。
而此时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ZE东仅仅是政治局的候补常委，随着临时中央不停的派人进入江西瑞金，毛ZE东受到了很大的排挤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ZE东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虽然后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是毛ZE东也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据内线传来的消息，主持临时中央的留苏学生们想把个性极强的毛ZE东从军事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并计划将毛从苏区送到苏联去“养病”。
而没了毛ZE东的红军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会做出什么动作，范杰实在不敢猜想，中共的态度和意志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苏联的态度和一直，一旦苏联做出与日本夹击中国的决定，那……，呵呵，中国的乐子就大发了。
毕竟当年中苏中东路事件，中共可是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在中共看来，其首要敌人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其后才是日本人。
中共临时中央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之下，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如强调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将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视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必须打倒；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主张以主要力量进行打击。
后来上海淞沪抗战刚一打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公开发表宣言声明：“囯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声称“一些国民党军阀及政客（如孙科张发奎陈铭枢及一切的军阀）黄色工会的官僚工贼，上海资产阶级流氓痞子，现在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把国民党一些派系和其他工会、民族资产阶级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的行为和主张，统统都说成是愚弄百姓。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起革命战争，要求革命民众要“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囯民党开放”（见《中国共C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
在淞沪抗战正酣，国民党军队奋勇抵抗、流血牺牲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依然如此号召，在中共党内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上海部分地方干部就对此表示消极。他们明确认为：在十九路军做革命战争时，各区不应发动战争，否则将成为捣乱后方。
但中共临时中央显然是把上海事变看成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重要历史机遇，当年俄国就处在对德战争中，正是利用对外战争的乱局，布尔什维克趁机主导革命成功。因此，临时中央领导人面对这样千载一时之机，也备感兴奋，极力推动士兵工作。
显然，他们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使他们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动阶级中没好人，认为十九路军将领的抵抗，不过是为了欺骗士兵和民众。他们甚至断言，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根本上是沽名钓誉，是图利谋财，是为了“骗取”民族英雄的荣衔和民众的捐款,那时的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中国国情。
他们甚至硬说十九路军将领“丝毫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军在陆上的根据地”，说十九路军将领“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是在故意“牺牲十九路军士兵，使战争遭到失败！”（见1932年2月26日《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胜利？》）
临时中央领导人还指斥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张闻天《上海事变与中国的统治阶级》，《斗争》第3期，1932年2月9日），提出党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认为“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张闻天《士兵的反日战争与我们的策略》，《斗争》第2期，1932年1月31日）。
甚至就在淞沪抗战激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此即赣州战役。赣州战役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如牵制了中央军陈诚第18军、第9师等，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
不得不承认，一二八事变期间红军的这些进攻，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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