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宏达说：“你们不会控制住不让进那么多人吗。”
刘改正说：“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您说，一个县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人和人之间都是族连着族，亲连着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关系套关系，动一发而牵动全身，得罪一个人就牵涉到一大片，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掀起一个大风浪，搅得整个县上上下下不得安静，所以，哪一个你也得罪不起呀。再说了，都没有事干，闲着该闹事了，特别是那些小青年，孬好有一个猴牵着不闹事，县城相对平安一些，要不然，天天光打架斗殴的事也够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忙的了。”
黄宏达建议说：“想办法把厂子扩大呀，发展起来了不就可以多养些人呀。”
吴从民说：“还发展呢，上面不给砍掉就不错了，由于造纸厂造成的污染严重，老百姓的意见很大，上面环保部门也是三天两头来查，动不动就罚一下，不是我们给掩着盖着，早就给关闭了。”
黄宏达说：“即使把他们两个调过来，也只能解决两个人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你们县的根本问题，你们上一些其它项目不行吗，你们看，我们油田现在需要的大量物资都是从外地购买的，如果你们能生产的话，那该有多好呀。”
吴从民说：“我们也想这么干，您是知道的，我们这个穷县，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要人才没人才，我们两个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实现呀。”
黄宏达说：“你们两个人的私事我给你们放到心上，尽量给你们办，但是，我觉得你们还得想办法把你们县的经济发展起来，这才是根本出路。”
刘改正说：“这还需要你们油田多支持我们呀。”
黄宏达又回到了正题，说：“油田只要能支持你们的一定支持你们，本来油地都是一家人嘛。你们看，你们能不能回去再做一做工作，油田拿一些钱，把这个风波平息了。”
刘改正说：“我们按照您的意思尽量做工作吧。”
油田这面被抓走职工的家属天天哭哭泣泣地找油田领导，伤亡的职工处理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油田按工伤事故处理就行了，该办丧事的办丧事，该看病的看病，伤亡的职工家属顶多伤心一阵子，事情就过去了，让油田最难办的就是暂时关押的那一大部分职工，一是众多职工家属情绪不安定，需要安抚，二是牵涉到那么多人不能投入工作，钻井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对油田上产影响极大，无形中给主管生产和治安的黄宏达增加了压力。地方这面死伤村民的家属也天天哭天喊地地到东河县政府闹，东河县政府一时也难以安抚。
根据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东河县又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法会议。公安局长曾维新汇报说：“经过进一步调查，现在情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关键是主要责任人小马庄村民马二愣、村长马光亮和油田钻井队队长刘敬业在这一次殴斗中都死去了，剩下的一、二百口都是次要责任人，由于人员众多，很难界定他们的罪行，处理起来非常刺手。”
刘改正说：“如果追究刑事责任，双方的责任都要追究，按照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这就不止牵涉到一、两人的问题了，油田职工我们暂且不考虑他们，如果把小马庄的那么多村民都判了刑，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人还怎么维持生产呀，整个村庄会处于一片瘫痪状态，到那时我们这些父母官不能看着不管吧，我觉得这样处理对村民并不利，我的意见还是用经济补偿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比较恰当一些，这样一来，村民还能得到一些实惠，死亡村民的家属和伤残的村民今后的生活也有了保障，我们政府部门也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吴从民顺着刘改正的话说：“我觉得刘书记说得有道理，如果双方都较真的话，那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事，这样一来，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既然油田方面有意向不再追究村民的责任，还愿意从经济上给死伤村民的家属补偿一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对这个事深纠下去，我觉得用经济补偿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是可行的，相对来说，对村民还是利大于弊，我们应该和村民做一做工作，给他们讲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接受经济补偿，不要再追究下去。”
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同意他们两个的意见，就是在补偿多少的问题上大家意见有些不一致。刘改正说：“大家对这个问题先不要争了，曾局长，你和王留乡党委书记史大臣同志先去村里和村民做一做工作，和他们谈一谈，看他们有什么要求，然后，我们再根据谈的结果和油田方面结合一下，你们要记住，我们要考虑油田的承受能力，你们尽量和他们做工作，把补偿往下压，不能让他们狮子大开口，不要把好事办成坏事了，达不成协议对村民一点好处都没有。”
曾维新和史大臣先找到马一水，说明了来意。马一水把死伤村民的家属都叫过来，一开始，村民情绪非常激动，坚决要求惩处罪犯。
曾维新说：“死伤的不光是你们村民，油田职工也死伤不少，这次恶性斗殴事件还是由你们村先引起的呢，要追究责任的话，你们村负有主要责任，如果要判刑的话，你们村的村民也有不少人要判刑，况且，判了刑你们就拿不到经济补偿了，你们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意气用事。你们失去了亲人，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活着的人总要往下过吧。你们想一想是被判刑划算，还是得到一些钱划算。”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吵不朽，有的说要让偿命，有的说要钱。马一水站起来说：“老少爷儿们，你们听我说两句，事情既然到了这一地步，也无法挽回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都判了刑，我们村怎么往下过呀，让我说呀，我们不如要点钱算了。”
村民又七嘴八舌地说：“能给多少钱呢？给钱少了是说不成事。”
曾维新说：“油田那一面死伤的人又不让你们赔偿，这只是单方面的赔偿，对你们已经够好的了，你们还能要多少钱呢。”
有的说要十万，有的说要二十万。史大臣说：“我们把你们的要求给上面汇报一下，也请你们冷静下来想一想，要适可而止。”
村民们你一句我一言，“你们政府得给我们老百姓做主呀。”
史大臣说：“我们肯定向着你们，但是，你们的要求太离谱了也不行呀，如果达不成协议，再偏向你们又有什么用呢。”
经过反复做工作，村民同意接受给一个死亡的人补偿十万元，伤着的给以医疗赔偿。刘改正把这个协商的结果和黄宏达交换了意见，黄宏达说：“不管是死亡的，还是伤着的，油田都按每人十万元付给你们，具体到怎么分配，你们县里看着办吧，我们只求把我们的职工都放出来就行了，钱的事多点少点油田也不在乎。”
刘改正说：“你们油田有这样的高姿态，我们很高兴，这样一来，处理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虽说经过油地双方的努力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是，这只是工农纠纷的前奏，更为复杂的工农纠纷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还在不停地一幕一幕地续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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