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英明，改革变法确实是富国强兵之路，朝廷在制定新法度的时候，出发点往往是好的，但是在地方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特别是很多官员为了政绩，对老百姓实施强制摊派和胁迫，导致新法在地方完全被扭曲，造成了一定的百姓情绪。”
枢密院使曾布抓住表现的机会，将自己的亲身体会说了出来。
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在变法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由于御史的弹劾说他背叛新党，就被贬出京城，担任过饶州、潭州、广州、桂州、秦州、陈州、蔡州等地的一把手，所以他对基层执行新法的感触很深。
曾布的立场相对来说比较中性，他衡量新法的角度跟其他人不同，只要是对国家、百姓有利的法度，他都十分的支持，而且还是那种一根经的全力支持，不会因为是新党、旧党人而妥协，改变自己的立场。
而他的出身更是豪横，自祖父曾致尧中进士起，年间曾家出了位进士，这是妥妥的豪门。
而御史在古代封建王朝那是神一般的存在，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弹劾百官，更奇葩的是大宋朝廷规定，御史要是在四十天内没有任何弹劾之举，那将会被清除出御史言官队伍。
御史就像一把枪，本来他们应该是邪恶的克星、正义的化身，但是由于大宋新旧党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御史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一旦要打击政敌，党人们首先用御史开炮弹劾
而改革派打倒苏轼的“乌台诗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自从欧阳修去世后，苏轼就接过他的衣钵，成为了旧党中名气最大的人物，在苏轼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像“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等，这些人在社会上影响巨大，拥有着强大的话语权，能够轻易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
而新党为了抢夺话语权，就必须搞倒苏轼，于是御史的老大御史中丞便开始向苏轼发动攻击，主要还是利用苏轼的诗词作为重点攻击方向。
其实很多诗词的出发点都是中性的，加上苏轼是诗词大家，产量极高，新党人随便拿出一些诗词虽随后开始恶意攻击苏轼...
于是身在湖州的苏轼便遭到朝廷的逮捕，押解回京后直接打入了御史台大牢，面对这条大鱼，御史们采用车轮战术，没日没夜的审问，希望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然而苏轼也是硬骨头，凭借着超人的意志，愣是没有屈服于御史们的淫威...
与此同时朝中那些正直官员们，身在江宁府的王安石、后宫及苏轼的粉丝宋神宗等人随即展开了营救工作，最后苏轼被关押了一百三十天后，终于出狱，但是此事给了苏轼一个很大的教训，那就是他不敢再持才自傲、胡乱说活、抨击朝政了。
而御史台所在地庭院内有很多大树，树上落满了乌鸦，百姓将御史台叫乌台，所以苏轼的诗歌案子就叫“乌台诗案”。
眼见宰相、副宰相、枢密院使都已经表态，身为御史中丞的黄履再也憋不住了，此时也手拿朝笏站出来奏报道：
“启禀皇上，新法度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通过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将兵法等法度的实施，目前朝廷的财政状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变，同时将西夏、吐蕃等小国打的服服帖帖...”
“总而言之，新法是利国利民的法度，而守旧派反对的只是一些旁枝末节的问题，如在个别地方实施青苗法的过程中，私自提高贷款利率等等，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否定新法的理由，只是需要完善和加强监督而已。”
黄履是一位坚定的变法支持者，自神宗朝开始就是监察御史，王安石变法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保守士绅纷纷上书朝廷反对变法。黄履主张改革朝政，认为变法条款业已颁布，不宜朝令夕改，必须付诸实施，因此遭到一些保守派人士的非议。
黄履有一个好丈人沈括，对，就是那个写《梦溪笔谈》的沈大人，还有一个好女婿吕惠卿，官至副宰相，由于大权独揽、陷害恩师王安石被轰出京城，此时正在西北边疆干的有声有色。
...眼见大佬们全部表态，其他大臣为了刷存在感，不是跟着复议就是发表了相似的观点。
总的来说朝廷内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新法的实施确实给国家带来了好处，但是由于新旧党争的影响造成了大臣们之间的隔阂，这不是简单的政见不同，而是升级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
赵旭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内耗，要再让这种情况恶化，会影响到国本。眼下这些头头们都已经表态，于是赵旭继续开导说：
“诸位爱卿所言极是，就像当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他们在对待新法的态度上完全不一致，但是这也丝毫影响不了他们之间的友谊，遥想当年王安石病逝，司马光还特意上折子要朝廷给他加封爵位...”
“哎，再看看如今，刘安世流放到乌烟瘴气的岭南之地，苏轼流放三千里至琼州，程颐流放涪州...”
赵旭说这话的意思大臣们当然听的懂，就是你们的老大，新党的精神领袖王安石、旧党的精神领袖司马光，虽然他们对于新法持不同意见，甚至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但是这也没有到人身攻击的地步...
再看看你们这些徒子徒孙们，动不动就弹劾、发配、流放.甚至将人逼入绝境...
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学生，出身于河北省大名县，所以俗称新党朔派，这家伙号称“铁汉”，他以嫉恶如仇、直言进谏出名，他曾经一口气弹劾了七名高官，全都是朝中元老和皇亲国戚，更夸张的是都是指名道姓的弹劾。
作为司马光的忠实粉丝，刘安世写了一篇“四凶论”来攻击章惇与蔡确、黄履、邢恕四人，章惇上台后对其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大宋有一副对联来形容宋朝最险恶的州，那就是“春、循、梅、新，与死相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来形容着个州的险恶生存环境。
章惇给“铁汉”刘安世的终极报复就是在这个州，轮着待，就是往死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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